三、拓新中国史学，堪称史坛一大家
张先生在中国史学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八十自叙》说过：“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
1.为人民写史
二十世纪的中国通史著作很多，柳诒征、范文澜、郭沫若、吕思勉、邓之诚、周谷城、钱穆、翦伯赞、吕振羽、尚钺、张其昀、白寿彝等都有巨著问世。张先生从早年就发愿要写一部通史，他整理文献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应打破王朝体系，不为一家一姓的帝王树碑立传，而应以人民为历史主人，围绕人民来进行叙述。经过几十年准备，他在古稀之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中华人民通史》。这部书名以“人民”为题，反映了写作宗旨。他在书中设专章揭露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用考古发掘的殉葬事例与《墨子·节葬》所记载的“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相映证，藉以说明奴隶主的残忍。《中华人民通史》获第四届中国图书一等奖。
为了总结劳动人民的贡献，张先生撰写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书中从农业、饮食，建筑、艺术、健身、水利等方面总结了劳动者的成就，涉及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他认为：我们祖先对一切事物的发明创造，从来就不注意到发明家是谁，所以很难找到创造者的真名。实际上，发明创造不是出自一人一时，而是集体的智慧。至于有人把功劳归于神农、黄帝，那不过是尊古贱今，高远其所从来。
张先生还另辟蹊径，从文字角度研究上古的生活。他的《广文字蒙求》《说文解字约注》在解释字形时，总是形象地说明了人民的劳作和所处的地位。他还认为，文字的前驱是图画，劳动者图绘实物，渐进而有文字，文字是人民创造的。
在张先生的《中国史论文集》收录有《论劳动人民表现在谣谚中的憎和爱》《论两宋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和英勇事迹》，文中饱醮着他对人民的无比热爱。
2.为学术写史
作为一个学者，张先生以职业的眼光洞察几千年的学术长河。他对先秦到民国的每一段学术史都有研究，尤其是对周、汉、宋、清最有见识。他信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原则，著有《周秦进论发微》《郑学丛著》《史学三书平议》《广校雠略》，对学术源流作了详尽辨析。他对清代学术用力很深，著有《清人文集别录》《清儒学记》《清人笔记条辨》《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等。将这些成果汇集起来，可以构建一部中国学术史新著。
张先生著《史学三书平议》非一日之功，而是平日研读《史通》《通志》《文史通义》的思想火花总汇。
张先生批判性地接受刘知几的史学观，对《史通》的一些论述提出异议。如《史通·六家》说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佐《左传》，著《汉纪》三十篇。”张先生认为根本不是这回事，他在此文下评曰：“马、班二史，虽纪、传互出，表、志相重；而详略不同，取舍复异。相资为用，其来已久，本无涉于《史记》。”按张先生的观点，《史记》与《汉书》可以互相参照，而荀悦是依据《汉书》撰成《汉纪》。
张先生对宋代郑樵评价很高，认为郑樵是个人才，有博通气象，他在《通志总序平议小序》说：“二千年间，论史才之雄伟，继司马迁而起者，则有郑樵，虽其所修《通志》未能臻于预期之完善，要不可以成败论得失也。”汉、宋之间的大学者尚有刘向、班固、王充、张衡、郑玄、裴松之、郦道元、孔颖达、刘知几、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沈括等，张先生认为这些人在“史才之雄伟”上都不及郑樵，可见他是钦佩郑樵的。但是，郑樵也有缺点，张先生在《通志总序平议》说：“郑氏才高气盛，论人行事，每好骋议论以抑扬之，故评骘多失其准。”
学术界对宋代学术缺乏研究，轻视宋代学术。张先生对汉、清两代学术用力最多，但总是呼吁要给宋代学术以中肯的评价。他多次撰文，极力赞誉宋代学术在中国学术中的贡献。他在五十年代写的《论宋代学者的广阔规模及替后世学术所开辟的新途径》，全面总结了宋代学术成就，对宋人的治学方法和方面、以及对清代的影响作了归纳。他平日读书写札记，常为宋人鸣不平，批评清代朴学的清高和偏见。如：《清人笔记条辨》卷一载录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卷四语“读书不可先读宋人文字”。张先生大不以为然，他评曰：“此论可商。宋人空谈心性之文及《语录》之书固可缓读，然如苏、王、欧、曾诸家之文，说理叙事皆极畅达，初学读之，大可启发思路，裨益文笔。……故余平生教学文者以多读唐、宋文为先务，而宋文尤要。”
关于宋代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张先生多次疏理。他在《清人笔记条辨》论及冯煦的《蒿庵随笔》时，考辨了汉学和宋学：“汉学之名，本甚不通。始乾嘉诸经师宗尚古注，精研许、郑，亦特以求是而已，初未尝树一汉学之帜以炫异于世也。其标立名义且述为专书以张之者，则自江藩《汉学师承记》始。其书初成，龚自珍即遗书规之，斥其立名有十不安，江氏不之省也。其实清儒治学途径，无不开自宋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亦已言之。”
张先生认为宋人治学气象博大，启示后世而导夫先路。他在《史学三书平议·朱陆》有一段文字专门考证宋代学术与清代学术在源流上的关系。他说：“校定《说文解字》，自徐铉始；为《说文解字》作传，自徐锴始；昌言右文，自王圣美始；考论古韵，自吴棫始；为尔雅作疏，自邢昺始；此清代小学出于宋也。攻《伪古文尚书》，自吴棫、朱子始；尊信《诗序》，自吕祖谦、马端临始；搜集汉人旧注，自王应麟始；此清代经学出于宋也；他若金石考证，欧、赵肇其端；目录解题，晁、陈启其绪；自郑樵有《校雠略》，而校雠之学始号专门；朱子为韩文考异，而考异之体方臻精密。至于史部考订之学，不外辨正异同，勘改k1i105.jpg失，则吴镇《新唐书纠缪》、《五代史记纂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亦已导夫先路。其旁涉诸子为之诠释者，以疏说老庄之书为最多。然如陆佃之解《鶡冠子》，杜道坚之释《文子》，谢希深之注《公孙龙子》，钱佃之校《苟子》，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之注《孙子》，至今犹有存书，固已卓然不废，斯又清代诸师校理周秦诸子之前驱也。若夫《困学纪闻》《黄氏日钞》诸编，包罗群书，考核精审，后之《日知》《养新》诸录，实其嫡嗣矣。”笔者每读这段文字，未尝不感叹张先生的通识。如果不是读遍了宋代、清代书籍，又怎么能用四百字把学术源流勾勒得如此清晰！
张先生最精熟的莫过于清代学术。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他的重要创获，只是介绍他的两部书的写作过程。其一是《清人文集别录》，为写这部书，张先生翻检过1100多家清人文集，每读一集，辄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旨，究其得失，校其学识之深浅，然后从长年积累的笔记中选录出六百种，汇编成册。其二是《清人笔记条辨》，张先生翻检过300多家清人笔记，比其异同，考其要义。他在《自序》中说：“这些笔记有辨章学术者，有考论经籍者，有证说名物制度者，有订正文字音义者，有品定文艺高下者，有阐述养生方术者，得失互见，多可商榷。窃不自量，从而平亭是非。凡遇精义美言，则为之引申发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像张先生这样把清人文集和笔记几乎读遍的学者，在当代恐怕难数一二。如果天假其年，张先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写出很专深的清代学术研究著作。依此类推，如果有谁甘于寂寞去读遍明代、元代、宋代的文集、笔记，不是也可以成为大家？！但在经济大潮翻滚的今天，又有几位学者能象前辈这样去治学？我为当今的浮浅学风而悲哀！
除了清代，张先生对当代学术也很有见识。他对罗振玉、王国维、杨树达、柳诒徵、余嘉锡、钱基博、黄侃、顾颉刚等人的学问都有评价。如，他曾为罗振玉打抱不平。学术界一度有人说罗振玉盗窃了王国维的学术成果，张先生根据他对罗的多年考察和研究，撰写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等文章，指出罗的功力很深，写作能力很强，成就是名副其实的，绝不能因为罗后来跑到满洲国当了汉奸而否定他的学术成就。史学家应当尊重事实，而不应靠想当然歪曲史实。
3.为释疑考史
张先生认为才学识三要素中最难能可贵的是识。他曾评价明代李贽有识，李贽提出的“六经皆史”是一个创见。他认为清代章学诚没有文才，但识力很强，乾嘉朴学都以识见长。
张先生对一些重大的史学问题都有独到见解，如：长江是否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禹贡》是否先秦书籍；孔子、孟子是否倒退；陈胜政权是否称为张楚等，都发表过文章。
中国哲学上一些重要范畴，如道、理、无为，张先生都有辨析。他的《周秦道论发微》是有关先秦哲学的重要著作，书中提出：道论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南面之术就是统治者驾驭臣下、压制人民的一套手法和权术，周秦古书称之为道。“清静”“无为”是南面术的具体内容。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老子是最先发见“道”的人，张先生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从三方面加以驳斥：首先，在《老子》本书已明白说过：“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可知《老子》以前已有不少人阐明过这些道理。其次，《庄子·天下篇》叙述诸子学说的兴起，每云“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悦）之”，说明每一学派的出现都是前有所承。第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老子》之前著录了《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可知道家学说源远流长。《老子》非老聃一人创造，它是战国时人汇辑古代道家言论的语录。
张先生著《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对法家的作用和源流作了辨析，认为韩非子虽未在秦国受重用，但他的思想对秦、以及后世王朝起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法思想与古代的治国理论是一个系统。
张先生著《爱晚庐随笔》，这是仿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有感而发的心得荟萃，可以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日知录》《养新录》。他把那些零星的见识以短小的文章写出来，如“妇节”“什一之制”“三十税一”“胡与汉”“二陆异同”“新文化运动”都有一孔之见。如卷二论及《周易》，张先生认为《周易》中理论之可取者尚多，其中阐发的谦德之用最为精要，读书宜于可受用处细心体会。张先生把《周易》中的精要语句摘录了数十条，以示此书不尽是糟粕，不可轻易称为迷信书。他在为笔者著《神秘的八卦--〈周易〉研究纵横观》的《题辞》云：“《周易》于群经中最为难知，良以易道广大，举凡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堪舆卜相，皆可援易以为说。所该甚博，随得一隙而入，悉能宛转圆通，有所阐发。”由此可见，张先生认为《周易》是值得研究的书。又如卷四，张先生论及“神道设教”，一言中的地提出：神道设教不过是古代帝王的欺世之术，统治者伪造种种传说，以明己之受命于天，让百姓畏伏顺命。类似的见解尚多，读其书，确实增长不少见识，用简明的语言表述确切的观点，这是乾嘉朴学的一个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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