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铸就博大气象，堪称治学一典范
中国学界的泰山北斗，在治学气象上可分为两派，一为博大派，一为精深派。晚清的梁启超和章太炎是两个代表人物，各领风骚。
梁启超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治学勤奋。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几乎没有未涉及的领域。他的上千万字著作有气吞山河之势，就象一部百科全书。其后有郭沫若等人绍其余绪，以才华横溢、一日万言的气象称誉于世。
章太炎追求深邃，且看他的一部代表作《訄书》，被反反复复地修改了数次，可谓精雕细琢，其中填进了许多生癖字和奇涩的典故，使人望而生畏。其后有黄侃专攻训诂，发誓50岁以后才可以提笔，可惜到知天命时，他却驾鹤西游了。
博大也罢，精深也罢，都无可厚非。各人皆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素养选择治学之路，要紧的是给社会、给学界贡献了多少有份量的东西，这才是衡量学者的唯一标准。当然，博大与精深也不是绝然分开的。大凡学界巨擘，博大不失精深，精深寓含博大，谓其博大或专深，只是相对而言。
张先生是一个博大的学者，他以一生的成就和经历，为二十世纪的学者树立了由治学成才成为一位大才的典范。
张先生没有“文凭”，他小时候到附近的学堂听过几天课，觉得老师讲得太浅，于是坚持自学，“无师自通”。由于没有教材的约束，他的治学领域特别宽广，思想在上下五千年的天地间自由驰骋。
张先生认为，自古以来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在这稀有的“麟角”中，张先生敬佩的是通才型学者。他多次赞扬汉代司马迁能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整齐百家殊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赞扬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气概，他在逝世前几天为《资治通鉴全译》写的序文中说：“旷观数千年中华史学界堪称震铄古今之大著作，必有雄伟的气魄，庞大的规模，创新的体例，审密的剪裁，而行之以畅达之文笔。必具备了这些条件，然后可以传之久远，为后世不磨之书。自古至今，作者虽多，其能达到这一境地的，自推汉宋两司马的成就为最大。”
张先生对清初王夫之也很推崇，他在《学习王船山治学的求实精神和博大气象》一文说：“作为一个遯迹荒陬，身居瑶峒的乡里老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而能卓然自立”，实为中外历史罕见。“船山学术之所以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到三百年后的今天，仍为人们所仰望而纪念他，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为他的博大气象所感召了。”
张先生认为，乾嘉学派虽然很专精，但专精不失博大。他在《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十四》指山：“必有雄厚功力而后能成精深之学问”，他说：“乾嘉诸儒治学，极其刻苦。每欲专精一经或一艺，必先多为之方，从事综合之研究。既得其纲要矣，然后散其例以理繁穰，致收融会贯通之效。”
张先生认为文献学是一门通人之学，即广义的史学。清末张之洞按类分列学有专长的清代学者，把乾嘉朴学家钱大昕分别列入经学、史学、小学、算学、校勘学、金石学，张先生认为这样分类不妥，只要把钱大昕归到文献学即可。
张先生认为梁启超博大，但有遗憾。他在《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十六》评价梁说：“综其一生致力之端，至为广博，而根抵乃在史学。……其专集中所录史稿，有考证古代者，有叙述近代者，有为前人新撰传记者，有为外国纂述小志者，有言宗教者，有叙礼俗者。凡所述造，至为繁富。”张先生认为梁不该入仕太早，否则在学术上会更有成就。
张先生一辈子走的是博大的治学道路，他不喜欢“专家”这个称呼，忌讳人家说他仅是一个文字学家、他公开发表了24部31册近800万字的著作，这还不包括他主编的书。他治学领域上迄三代，下及民国，经子史集，无不涉猎。他的视野从不局隘于一个断代、一个专门史、一本书、一个人，而是旁征博引，八方采获。他的《说文解字约注》岂止是考文字，举凡民俗、心理、创物、思想都有论及。他的《中华人民通史》通贯古今，覆盖方方面面。他不仅研究文字、政治、哲学、学术，还研究图画、书法等，他的《艺苑丛话》对器物、雕刻、营造、地图都有考证，他喜好扬州八家之画，能够说出其特色和源流。他对乾嘉朴学的书法很留心，称赞汪中、阮元擅长篆书；桂馥、钱大昕擅长隶书；姚鼐、何焯擅长楷、行、草书。
张先生总是告诫学生要走通才之路。他自己编的《讱庵学术讲论集》搜集了他本人在高等学校的多次演讲稿，不论是在兰州、临汾、石家庄，还是在广州、扬州、武汉，他讲的题目都离不开一个“通”字。如：1946年他在兰州大学讲“谈偏才与通才”，要求“学习文史的人，有必要恢宏志气，将治学范围推广，博览兼收，务求通贯，必通贯而后能免于弇陋。”（第4页）1980年他在扬州师院讲“学习扬州先辈的治学精神，走博通的路”的报告，认为扬州学派有圆通广大的气象，他们既清算了汉学家的烦琐的治学方式，又批判了宋元理学的唯心见解，“从此清代学术界开始得到解放，一变而为生动活泼的局面，廓然有以见天地之大。”（第38页）笔者当年陪张先生到山西师大、河师院访问，张先生分别讲述了山西、河北历史上的通才大儒，以博学勉励大学生。
值得提出的是，张先生追求博大，但并不轻视精深。他认为精深必须建立在博大的基础上，不博则不专，博是前提。但博学须从小处着手，由微观见宏观。他在《史学三书平议》辨析章学诚的“博约”观说：“学不同方，意不必尽同。”“所谓博而能约，即治学能博观而约取也。如治一经，则凡涉及此经之书皆遍览之，所谓博观也。于是去粗取精，择善而执，所谓约取也。推之专治一学，皆应如此。不博观，则形其褊陋；不约取，则必致泛滥，故由博返约之功，必不可少。”可见，博与约是治学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专门之学，必得有博观，然后返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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