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之前，纪传体正史中，没有都邑、氏族、方物等篇目内容。他根据汉魏以来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主张新设三志。或以为“史之有志，多凭旧说”之观点，提出责难。他提出“记事相时”之说，予以反驳，并列举史实，说明新增三志是有历史根据和丰富的材料来源的，若有心“相时”而探求，就不必担忧。在《因习》篇中，刘知几更明确地论说因俗随时：
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舟以救剑也。
历史不断地发展变化，撰史应当“因俗随时”，随之而变。史事已变了，史文没有变，这可谓胶柱调瑟或刻舟求剑。刘知几指出，有的因袭旧文，不加审辨，而照抄搬来，记入新史，闹出种种笑话。他提醒人们应当“识事详审，措辞精密”（注：《史通》卷5 《因习》。）。在称谓问题上，刘知几反对“自我作故”及“意好奇而辄为”，主张“ 取叶随时，不藉稽古”。（注：《史通》卷4《称谓》。）在体例问题上，他强调不可“ 名实无准”，当识“随事之义”。（注：《史通》卷8《摸拟》。）他特别反对“拟古而 不类”（注：《史通》卷8《摸拟》。），讥笑“必翦裁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 涉守株”。（注：《史通》卷1《六家》。）他指责有些人摸拟古文，“貌同而心异”， 乃“守株”之法，“叶公好龙”，实为“无识”（注：《史通》卷8《摸拟》。）。相时 因俗，即正视实际而因俗变化，实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五）辨史论史要求通识。在这个问题上，刘知几所论有三点值得重视：1.首先是思想 与观点的问题。刘知几云：
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恶。（注：《史通》卷7 《鉴识》。）
这是说，史学范围广博，如果不能深入地探其奥秘，就不能明其利害得失。而从事探讨，务使爱憎毁誉端正，首先要求神智清明，鉴识通达。如果神晦识塞，那就要出差错，甚至颠倒黑白。刘知几以为，《左传》比之《公羊》、《谷梁》二传显然“为传之最”，而很长时间儒者“盛推二传”，这就有“通塞晦明”的神识问题。2.辨史优劣有个标准问题。刘知几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诋呵，知其妄施弹射矣。”（注：《 史通》卷7《鉴识》。）这告诉人们，鉴评史学有个以“文直事核”的“实录”抑或以“ 绮扬绣合，雕章缛彩”的“飞藻”为准则的标准问题，换句话说，史学批评当以实录论 为武器，辨其虚实真伪，乃神明通识之关键。刘知几反对《尚书》、《春秋》之讳饰， 揭露史书为本朝及个人恩怨而讳饰（注：参考《史通》之《曲笔》、《疑古》、《惑经 》及《古今正史》等篇。），都是以实录为衡量之标准。3.要明确作者“指归”。史学 批评，首先要求抓住要点，不能抓了芝麻，抛掉西瓜；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刘知几 云：
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 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注：《史通》卷7《探赜》。）
指明应当了解“指归”、“深旨”，而反对“妄生穿凿，轻究本源”。在《探赜》篇中，知几批评了“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强奏庸音，持为足曲”，“文饰其非”， “凭虚亡是”，“情理不当”，“矫妄”，“异说”等不良学风与倾向，并指出：“考 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臆，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严正 地批评主观任意之作崇。他还提出警告：“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 ，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注： 以上引文，均见《史通》卷7《探赜》。）主观主义遗害无穷，而腐儒末学受其流毒而不 悟，只有神明通识者才“不惑”。“智者不惑”，即神明通识。
（六）刘知几实录论之历史影响。对这个问题，前贤和近人多有论述，本文只简述几个要点：1.郑樵颇受刘知几影响。傅振伦指出，郑樵与刘知几相同之史学思想有“尚通” 、“论史料”、“重宪章”、“反对五行迷信”等，“樵又主张史贵征实，以求实用； 史贵直书，当废论赞；文人不可修史；详近略远。是等观点，皆与知几同”。（注：傅 振伦：《刘知几年谱》，第146-147页。）此言有据。但就史学理论的基点来看，郑与 刘相同之点，主要是实录论，这就说明郑樵是深受刘知几影响的。2.乾嘉史学受到实录 论影响，浦起龙评《史通》“斥饰崇质”（注：《史通通释·自叙》。），切中要点。乾 嘉时期历史考证，可谓斥虚崇实，开乾嘉考史风气者王鸣盛言《史通》“要为有意务实 者”，并坦言“故予窃比之”（注：《十七史商榷》卷100。）。王氏与钱大昕等标榜“ 实事求是”（注：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 自序”。），并有很大成绩（注：参见施丁：《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求是学刊 》2001年第3、4期。），说明与实录论大有关系。当时北方考据大家崔述云：“今为《 考信录》，于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 推广《史通》之意也。”（注：崔适：《考信录提要》卷上。参见顾颉刚编订：《崔东 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这就足以证明刘知几实录论对后世史学 大有影响。3.章学诚也受到刘知几史学的影响。就以章学诚自得自喜的“史德”论与“ 史学所以经世”论来说，显然是受了刘知几史学影响而加以发展的。刘言“犹须好是正 直”，而章提出了“史德”论（注：参见《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刘言近世及 当代史学之是非，批评曲笔阿世，而章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说（注：参见《文史通 义》内篇二《浙东学术》。），两者的源流关系虽若隐若现，但还是清楚的。可惜章学 诚没有认识到刘知几实录论之重大历史价值和意义，这是憾事。
刘知几对实录论之继承与发展及其历史影响，说明实录论乃中国传统史学之基本理论 ，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实录论启示史学工作者，记事真实，行文如实，阐义从实，鉴 识据实，史评切实。凡史学必须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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