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后期，清廷不仅利用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大力查禁涉嫌“违碍字句”的书籍，而且还曾专门查办含有“违碍字句”的戏曲剧本。这种查办措置，虽然曾经引起过学人的注意，编有相应的资料集，或述及查办的戏目名称①，然而至今少有专文讨论。实际上，清朝查禁戏曲剧本，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以至官员，是经常之举，多因其涉嫌诲淫诲盗有伤风化有碍教化，而如乾隆后期出于政治因素考虑予以查办的，实不多见。本文主要依据档案和实录等资料，对此问题予以述论，以期深化相关研究，丰富清廷文化政策内容。
一 查缴戏曲剧本的起因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帝谕令各地征集遗书，翌年二月设立四库全书馆修书，直至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缮竣。在此过程中，清廷利用修书之机，彻底清查全国书籍，将所谓“悖逆”、“违碍”书籍，或全部销毁，或部分“删改抽掣”，旨在消弥任何残存和潜在的反清意志，以净化思想意识，加强专制统治。
清廷征集遗书，查缴并予销毁者，原只是涉嫌“违碍字句”的书籍，而并不涉及民间所演戏曲。但戏曲形成剧本，传唱流布，其中字句难免涉嫌“悖逆”、“违碍”。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乾隆帝检阅各省呈缴的应毁书籍，对其中三部书籍颇为“关注”，一是明末僧人澹归和尚即金堡所著《遍行堂集》诗文内多“悖谬字句”，而韶州府知府高纲居然为之制序，兼为募资刊行；二是于高纲之子高秉家查出的明人陈建所著《皇明实纪》一书，亦“语多悖谬”；三是江宁清笑生所撰《喜逢春》传奇剧本也有“不法字句”，乾隆帝由此认为，“曲本既经刊布，外间必有流传。该督抚等从前未经办及，想由曲本搜辑不到耳”，于是传谕江宁、苏州两处地方官，查明所有刷印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由于上述三部书作者中，陈建“在明天启间”②，清笑生“似亦明末时人”，因此明示，“其两家即有子孙，均可不必深究。设或民间尚有藏者，但经献出，均可免罪”③。由此，开始查缴违碍戏曲剧本。
十一月初三日，江苏巡抚萨载、两江总督高晋奏报查缴剧本的情况，苏州书局陆续缴到违碍之书10余种，“而《喜逢春》传奇出本，向未见有此书，各属亦无呈缴”。萨载等认为：“窃思此种传奇，系江宁人所撰，又经刊布，诚如圣训，外间必有流传……其清笑生系何姓名，里居何处，有无子孙、存留板片，并饬江宁府确切访查，另委妥员向坊林书贾，到处购觅缴解，不敢稍有疏漏……臣现又宣扬恩旨，凡有应毁之书，不拘诗文杂著，以及传奇小说，但经献出，均可免罪，务使家喻户晓，不致再有隐匿。”④十一月十七日，接到两江总督高晋所转廷寄上谕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奏称，《皇明实纪》即《皇明通纪》，名异书同，江西已前后查获多达百余部，“至清笑生所撰《喜逢春》传奇，未据查获。但此等书内既有应毁之籍，是曲本小说一项，亦不可忽。正恐应毁者不止于此，臣现在饬属一体蒐买呈缴”⑤。可见，查缴活动虽然在两江范围内迅速展开，但均未查缴到《喜逢春》传奇剧本。
仅仅不到1个月，事情便有了转机。苏州布政司理问钱锐和上元县知县曾曰琇禀报，两人各购得《喜逢春》传奇剧本一本。萨载随即对该剧本认真查阅，认为“此种传奇，语多悖妄，清笑生是何姓名，有无子孙、存留板片，必须迅速追起，以绝根株。且既经刊布，其流传刻本必多”，因而再次严饬属员确查。旋据上元县禀报，曾在境内通加查访，清笑生原属隐名，历年久远，不知的系何名，也不知有无子孙。询据老年书贾云，《喜逢春》传奇系与《春灯谜》等10种合刻本，其板现在杭州尊贤堂书坊。萨载于是咨明浙江巡抚，并委派属员前往杭州，会同仁和、钱塘二县，密赴尊贤堂书坊查缴。所查出的该传奇板片，由浙江巡抚奏缴销毁。十二月初九日，萨载会同高晋联衔具奏：“此种传奇，有无另有翻板，及流传刻本，同此外一切应毁书籍，臣仍督属上紧查缴，不敢疏懈。”⑥尽管查缴到《喜逢春》剧本和板片，然其作者究系何人、有无子孙等，仍无从得知。
此即清廷查缴违碍戏曲剧本之第一阶段。很显然，查缴含有“悖逆”或“违碍”字句的传奇剧本掺杂着清廷强调的政治因素，与清廷查缴违碍书籍一样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和查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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