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下面的假设会给人异样的感觉：20世纪前期，除少数大城市外，中国社会还基本保持着古代，亦即传统的状态；外国势力的介入--不可避免地透过政治领域--主要集中在商贸和文化领域；“史学革命”有了长足发展，史学家撷取西方新理念，着手把身边活生生的“过去”当作实验室及实验品，深刻考察与反省中国历史。--之所以感觉异样，首先因为事实是：武装革命和反抗外敌入侵在广大范围内撕裂、摧残或至少冲击了传统社会，学者从未像这个时代那样卷入政治激流，历史研究已错失了历史本身。如此严重的反差也表明，中国社会与学术都是以近乎脱轨的方式转型的。其次，还因为它暗示着一种新颖的史学史思路，仿佛屏息蹑足潜回历史现场，不仅探寻历史的裂痕，而且尝试复原断裂过程本身。
不过，限定稍微放宽的话，黄仁宇先生（1918～2000）可以被看作实现了“旧社会”与“新史学”①的沟通。尴尬之处在于，学界对其建树一向缺少专业性的回应；他的著作越出越齐整，影响却越来越支离。尽管论者多留意到他独特的问学之路，到底无人肯做认真的爬梳。把和他直接对话当作学术含量不高之举，或许是有理由的，但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领域内，他更有理由得到学术性的正视。在古、今、中、外种种因素的错杂当中，黄仁宇不期然地作为受害者而成为受益者，通过“大历史观”达成了耐人寻味的平衡。
一、黄仁宇在中国
1918年，即五四运动前一年，黄仁宇出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黄震白原是同盟会会员。以20世纪早期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和日新月异的社会思潮而言，一个人的年龄--准确地说，他何时涉足历史之河--可能是人生决定性的因素。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发生断裂的标志。晚年的黄仁宇曾指出：
我的那些狂热朋友让自己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核心，但我年龄却比他们小。外表看起来，这样说很是奇怪，因为通常卤莽才是年轻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龄的象征。但在这个例子中，五四运动的时机造就了一切的差别。中国最激进的年龄层约比我大十到二十岁。我成长时，煽动文宣和街头抗议的冲击已大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辈中，领袖及烈士都比较少。②
而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社会已出现种种复杂多样的变动。20年代，晏阳初（1890～1990）、陶行知（1891～1946）、梁漱溟（1893～1988）等人相继倡导深入基层，试点推行乡村教育和建设计划。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别是国、共分裂、对抗，左、右两派的思想分野日益清晰。在早期共产党人中，毛泽东（1893～1976）的农村调查成果最突出，那当然体现了发展苏区的直接诉求。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爆发，由于“以论带史”的倾向太严重，毋宁说它适得其反，基本上窒息了客观认知中国社会的可能。不过，其间陈翰笙（1897～2004）、李景汉（1895～1986）等人组织并参与的基层调查，还是留下了大批宝贵资料。至于“满铁”1935年～1942年间主持的对华调查旨在配合日本侵略政策，自不待言。
黄仁宇于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他后来说：“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③当他进一步说父亲“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④之时，他既“察觉”了父子代差也是年龄层次差异的一种形式，又特别强调：“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很多。……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⑤“已受够革命”⑥的“大龄”父亲引导儿子量力而行，自我保护，难道不是反映了社会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间节奏吗？同年，费孝通（1910～2005）至江苏吴江进行调查，这导致1939年《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的出版。
仅仅一年后，日寇全面侵华，大学南迁，黄仁宇在迁延观望中栖身报界（这与他早年热衷投稿有关），从而结识了《抗战日报》的田汉（1898～1968）、廖沫沙（1907～1990）及《大公报》的范长江（1909～1970）等左派人物。不过，黄氏对他们的好感并未影响自己决定去成都的中央军校而非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他给出的解释是：
在一九三八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我暗地里心怀壮志。多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并采取防御策略。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采，不是我要做的事。⑦
对上述理由不难作深度的解读，⑧但这还不是全部。无论如何，他做出了重大抉择，不只在学业与军旅之间，而且在两大政治阵营之间。此后，他于1940年底毕业，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驻扎滇南，1942年奉调任职重庆卫戍司令部，次年2月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直至抗战结束，其间曾为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撰稿。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进程的辩证影响，可能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但下面一点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战争将知识分子从城市驱往乡村，从东部驱往西部，使他们有机会切身感受还几乎完整无缺地保留在当地的“旧社会”。如果说钱钟书（1910～1998）所谓“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子尹（案指郑珍，1806～1864）所历之境，迄今未改”，犹属“形羸乃供蚤饱，肠饥不避蝇馀”⑨一类的生活境况，那么，“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的钱穆（1895～1990）则提及：“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⑩然而，同样由于抗战激发的民族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反历史的情绪，这番亲密接触对历史研究的帮助竟微乎其微，唯一的亮点是1939年傅衣凌（1911～1988）在福建永安为躲避轰炸，无意中发现了乡间的明、清文书，随于1944年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相比之下，几本在此期间写就的通史著作--吕思勉（1884～1957）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及范文澜（1893～1969）的《中国通史简编》--尽管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流派，却不约而同地遗漏了“历史现场”。11
正如黄仁宇所说：“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颠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12对由于抗战胜利而立刻面临的转机，他回忆道：
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换成黄金，找个借口去搭美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部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不过，我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轨道，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像。13
他先至上海参与受降工作，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到达长春，却最终免于和别人一样被俘：
我该觉得自己幸运到极点，能够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体面退场，参加去美国进修的考试。我离开时，正值国民党短暂胜利的颠峰期。如果命运以稍微不同的方式介入，我的人生必定全然不同。14
他顺利进入美国雷温乌兹陆军参谋大学，并于一年后毕业回国，任国防部参谋。1949年5月，意识到败局已定的黄仁宇以驻日代表团助手身份赴日。
内战令文化精英面临“不归杨，即归墨”的分化：无可否认，右派知识分子因疏离基层，被鼓动起来的（农村）群众运动浪潮猛烈冲刷，一部分人播迁海外；而左派知识分子也不能不向中共主导的土地改革模式看齐，研究已让位于论证。更重要的是，不管这是不是唯一的“药方”，土改彻底改造了传统土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中国农村的质变，以致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道深刻的鸿沟，“旧社会”逼近了它的终点。
毫无疑问，在历史之门急剧闭合的过程中，黄仁宇还完全没有开始他的史学之旅。“身为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我，”他承认，“接触的都是学界以外的人。”“就本质上来说，军人不必深刻思考，他们只需执行命令。”15但他于1950年退役，移居美国，连他自己在内，谁都不曾料到，他竟辗转觅得了现实的罅隙，从而穿越了历史的壁垒。
二、黄仁宇与美国
黄仁宇并非首次来美；甚至可以说，他未必是被迫来的。他多次坦言：“我一直都很喜欢美国。”“如果中国不发生内战，我也许仍会找机会去美国一游。”“我从青少年开始就对美国很着迷。在密西根（大学），我修了美国历史、美国宪政史、社会史、外交史等等，以满足我的兴趣。”“我之所以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成为公民，和美国人结婚，生育美国子女，部分原因在于被这个伟大文明所吸引。”16他在可能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后，进一步申明：“我可以归化成为美国人，同时维持中国人的族裔，不致消减任何一方的尊严。”“美国是殖民的国家。我们这些外来的子民不只是一个友善国家的客人，还要以归化公民的身分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我们形形色色的背景和经验必须丰富美国的生活。”17他表示认同美国立国精神，“绝不会挑战”，“这也是我定居美国的主因。我还可以证明，美国生活吸引我之处不只在于自由及便利，还有新奇及魔力。”18事实上，他在自传里的确不乏以美国人自居的口吻。
这样的处境使黄仁宇面对祖国时心态变得复杂而微妙，但他的表态却相当确定不移：
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分。其他六年则待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19
不过，首要的是，他必须努力适应美国的中国视角。
费正清（1907～1991）的对华回忆堪称“美国看中国”的浓缩记录。简单地讲，美国人因“治外法权”（名义上于1943年宣布放弃）之便，一切在华活动均享有中国人无法企及的自由，而教会势力则先行渗透，为认知晚期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进入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动荡让来访者感到应接不暇，一如费氏所言：
他们所了解的特定时期的中国，无论是军阀统治时期的，或是颇有希望的30年代初期的，还是1937-1938年间英勇抵抗时期的，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基本态度。我认识到我自己在中国的经验也开始陈旧了。我当时观察事物真相所依赖的基点也渐渐落后于时代。因此，我必须以新的研究来代替旧的观察。20
这批人包括旅行者、记者、学者及政府官员等，有时是各种身份的混合者，而他们对中国状况的论述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史学意味。其间颇具轰动效应的当然是一系列新闻报道，埃德加·斯诺（1905～1972）、杰克·贝尔登（1910～1989）、西奥多·怀特（即白修德，1915～1986）等因此饮誉，他们“捕捉到了处于大动乱中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历史，他们采用的方式是经历过大动乱的人们，卷入了众多事件的急剧漩涡中的人们无法采用的。”21但更毋容忽视的是黄仁宇开列的这串名字：约翰·洛辛·巴克（John Lossing Buck，即卜凯，1890～1975）、多艾克·巴内特（Doak Barnett，即鲍大可，1921～1999）、马丁·杨（Martin C. Yang，即杨懋春，1904～1988）、悉德尼·甘宝（Sidney Gamble，另译西德尼·甘博或甘布尔，1890～1968）和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即韩丁，1919～2004）。22他们具备优秀的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素养与技能，给予中国社会及时、到位的剖析，特别是卜凯整理20年代、30年代调查所得出版《中国农家经济》（1930）、《中国土地利用》（1937），杨懋春参加美国学者倡导的“中国乡村文化”研究，出版《一个中国的农村：山东台头》（1945），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于韩丁的《翻身》则不啻一朵奇葩，规模巨大，内容完整，将张庄1948年的土改过程一幕幕揭示出来；作为纪实之作，它虽因迟至1966年面世而降低了时效性，却获得了更大的学术价值。此外，费正清在1948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美国和中国》，谦称“它只不过是最后完成了一项许多人曾为之作出贡献的工作而已”。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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