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紧张局势的措施，即争取10月初在新德里召开包括中、苏、美在内的十国首脑会议，讨论台湾问题，并委托苏联使馆通知中国，苏联政府将给各国首脑发信，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苏联政府还打算就此事与联大主席联系，希望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理解和支持。（131）安东诺夫于当天向周恩来递交了苏联政府的新建议，周答应尽快给予答复，并长时间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核心意思就是：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海问题，并坚持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132）9月28日，副外长张闻天便起草了给苏联的书面答复，说明中国不怕事情拖下去，认为“苏联除公开表示支持我国以外，似乎不必忙于提出什么具体建议，对于各方面希望苏联出面斡旋的要求，也应该表示不急”。至于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现在提出还为时过早，其内容也还值得研究。（133）未等中国政府做出答复，9月30日安东诺夫又送来赫鲁晓夫给美国总统的第三封信，主要内容就是建议召开十国首脑会议。周恩来当时就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初步看法，并请他转告赫鲁晓夫。（134）10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安东诺夫详细讲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即决定暂不收复金门，准备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从10月6日起，停止炮击7天，此外还建议同蒋介石直接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至于莫斯科的建议，周恩来明确说，苏联政府不应发出第三封信和提出召开十国会议，最好还是继续要求美国撤军。安东诺夫提醒说，赫鲁晓夫信件的基本思想是避免爆发大战，特别是原子战争。周恩来则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了。（135）苏联不得不收回了自己的建议。
周恩来的估计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这时已经决定放弃收复金马的初衷。10月6日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台海局势便渐渐趋于缓和了。但此时中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响尾蛇导弹事件。在9月24日温州地区的空战中，国民党空军发射了5枚美国刚提供的“响尾蛇”导弹，其中一枚坠地而未爆炸。中国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将导弹的部分残骸作为美国的罪证在北京展出。（136）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正在研制空对空导弹的苏联军方的极大兴趣，并提出把导弹残骸送往苏联进行研究。但苏方几次索要，中方开始不予理睬，后来又推说正在研究这枚导弹，不能提供。这个答复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于是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还通过苏联顾问表示了对中方做法的不满。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而无法复原的“响尾蛇”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自动导向系统的红外线传感器。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伤害了我们的感情。（137）
通过考察台海危机从爆发到消除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方面已经出现分歧，并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在确定基本方针时，苏联主张缓和，而中国强调紧张；第二，在协调双方的具体措施时，苏联主张行动一致，而中国强调“以我为主”。
从苏共二十大到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一直坚持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在危机爆发前3个月，苏联主持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制定了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措施”，决定单方面裁军，并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38）而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就做出了“东风压倒西方”的论断，并认为战争并不可怕，即使核战争也不必惧怕。（139）苏联驻华使馆认为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140）中国驻苏使馆则批评苏联在中东危机中的做法“谨慎有余，政治勇气不足”，“害怕引起战争，急于摆脱紧张争取缓和”。（141（在危机高潮时，赫鲁晓夫在指责美国时提出：在我们的时代，“实力地位”和“战争边缘”政策是不可能得逞的。（142）毛泽东却大讲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143）尽管此时双方都没有直接批评对方的外交方针，但心里都清楚，中苏之间在对外政策的沟通方面已经出现了障碍。当然，赫鲁晓夫的缓和并不是一味退让，否则他就不会在台海危机刚刚结束时便闹出了柏林危机。（144）而毛泽东的“战争边缘”政策也不是不留余地，否则他就不会适时地放弃炮击行动了。（145）不过，这些行为并不说明他们背离了各自已经确定的基本方针。（146）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由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这种分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严重。
苏联一贯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统一行动，特别在对外政策方面要协调一致。后来因台海危机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争执时，赫鲁晓夫严肃地说：在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并有必要“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就我们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147）其实，毛泽东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也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统一行动，例如在处理波匈事件的善后工作及莫斯科会议期间。（148）但是对于台湾问题，中国历来认为属于内政。正如危机期间中国外交部给驻外使馆的一份指示电所说，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至于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步骤”，“要由我国根据情况来决定，不容许任何人干涉”。（149）尽管中国也留有余地，承认与美国的关系属于外交，但实际上在危机期间，很难划清对蒋关系和对美关系之间的界线。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拒绝苏联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反对苏联召开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无疑都是以实际行动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对此，苏联大使馆当时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150）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理念中，以谁为主，是否需要统一行动，对于中苏而言实质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共的这种态度明摆着就是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挑战。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者，苏联有义务承担起保卫各国安全的责任，何况还有中苏同盟条约作为法律依据。所以，尽管对毛泽东的做法不满，但是当美国进行核讹诈时，苏联必须出面反击，当中国需要援助时，苏联也不得不照单提供。从这一点讲，赫鲁晓夫参与解决危机的意图，与其说是要控制中国，不如说是要控制局势，是希望事态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更没有忘记在危机中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抗美国、稳定局势，但恰恰是这次危机损害了这种作用的发挥，也给中苏同盟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
注释：
①西方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Friend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82-199;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Ith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8; Qiang Zhai,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9;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í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6; Appu K. Soman,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0-1958,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0, Chapter 5;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Chapter 7; Michael M. Sheng, Mao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Superpowers in the 1950s: A New Look at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Modern China, Vol. 34, No. 4, October 2008, pp.477-507，以及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13-168页。
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深入，主要的成果见：徐焰：《金门之战（1949-1959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31-36页；沈卫平：《“8.23”炮击金门》，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8章；章百家、贾庆国：《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40-51页；宫力：《两次台海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36-75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赵学功：《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1-72页；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第52-59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章；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37-50页。
②台湾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一些纪念文集中，如唐淑芬主编：《八二三战役文献专辑》，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国防部军务局编印：《八二三台海战役》，台北：国防部军务局，1996年。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不多，主要有张淑雅：《台海危机与美国对“反攻大陆”政策的转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12月），第231-297页；黄文娟：《没有硝烟的“战争”--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的美台关系》，《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6月），第189-211页；张力：《〈王叔铭将军日记〉中的八二三战役》，“战后中华民国军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8年8月。
③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3,№2,c.80-81；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03-405页。
④参见前引书目，美国学者之间的讨论还可见戴超武：《美国历史学家与50年代台湾海峡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5期。
⑤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93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6-327页。
⑦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74、76-77页。
⑧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77-178页。
⑨周恩来接见苏达利科夫谈话记录，1958年9月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档），109-00833-04，第94-103页。
⑩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8-181页。
（11）《毛文稿》第七册，第391-395页；《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第1版。
（12）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9月15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29-1431页。
（13）7月25日美英法分别函复赫鲁晓夫，同意召开安理会各国首脑会议，但采取了拖延态度。（《人民日报》，1958年7月28日第1版。）8月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继续在苏联和保加利亚进行军事演习，并呼吁召开联大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英从中东撤军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58年8月4日，РГАНИ，ф。3,ол。12,д。996,л。1-11//Ф урсенко А。 А。 （2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 2003, с .328-332。）
⑩8月8日联大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中东危机。8月20日美国总统发表讲话，表示愿意有条件地撤军。8月21日联大紧急特别会议通过提案，要求外国军队尽快撤出中东。（《人民日报》，1958年8月10日第1版；8月22日第1版；8月23日第1版。）
（15）毛泽东特意嘱咐要公开发表“绞索政策”。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0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68-869页。
（16）据台湾军方估计，到10月6日，落到金门的炮弹共474910发。（王叔铭：金门炮战作战检讨总讲评，1959年3月25日，台湾国史馆，特交档案·分类资料2090:B军事，100:8CKSP。）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门炮战后，利用炮弹皮制作的各种菜刀竟成了台湾的走俏商品，至今盛誉不衰。
（17）这样的结论，以往已有研究者做出，并进行了合理分析。（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94-195页；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第47-48页。）笔者的提法、依据和思路与前者略有不同。
（18）参见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4日第5版。
（19）这一点，当时似乎只有蒋介石看得最清楚。炮击行动发生的第三天，蒋便在日记中写到：中共使用的是困扰的方法，其“不敢正式攻击金马之企图甚明”。蒋介石日记，1958年8月25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niversity of Stanford。笔者2009年5月去胡佛档案馆查阅时，蒋介石日记1955年以后的内容尚未开放，遂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敏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淑雅待8月开放后代为抄录有关炮击金门的内容，故直到12月笔者才得到罗敏和张淑雅发来的有关日记的抄录件。笔者在此对二位学界同仁表示感谢。
（20）笔者的相关讨论参见《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34-53页。
（21）详见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89-199页。蒋军发起的最大一次突袭行动是1953年7月的东山岛登陆战，详见国防部文史局编印：《海岛攻防战史》，未刊，1959年，第12-31页；孙淑文：《战后国军海军陆战队的重建与迁台初期建军发展之研究》，《军事史评论》第13期（2006年6月），第204-206页。
（22）徐焰：《金门之战》，第171页。
（23）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除上面列出的研究成果外，还可参见张淑雅：《金马撤军？美国应付第一次台海危机策略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6月），第411-472页；罗纳德·普鲁森：《1954-1955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火山口上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及其对危机的介入》，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76-112页；詹奕嘉：《长期措施还是权宜之计？--试析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台海政策的调整》，《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6月），第175-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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