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在河北各地陆续发现了多处古地道遗迹。河北一些地区长久以来就流传着关于古代地道的各种传说，而今古地道遗迹的发现证明这些传说是由来有自的。河北境内的古地道早在建国之前就偶有发现，但未作有计划的发掘和清理；七八十年代以后，河北考古工作者对邯郸和永清两地发现的规模宏大的古地道所进行的系统清理，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本文试图结合文献材料对这些地道的时代以及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一考察，并将其与本世纪四十年代的河北地道加以比较和参照，我们或许可以从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历年来河北境内发现的多处古地道遗迹
迄今为止，河北境内共有四个地区发现过古地道遗迹，即永清-霸县、雄县、蠡县、邯郸。下面首先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分别作一介绍。
（1）永清、霸县古地道
永清和霸县均属今河北省廊坊地区，在两县之间有规模可观的古地道发现，民间传说是宋辽战争的遗迹。地道的主要走向有二：一是从永清县城南关西南通往霸县城，一是自永清县城东南通向霸县信安镇，连亘十几个自然村。其中永清境内瓦屋辛庄的地道规模最大，均为青砖所甃，所用青砖规格一致，质量上乘，似为统一烧制而成。地道穹顶穹门，高约1.5米，宽约0.5米，洞中路线相当曲折，其中有屯粮之处，有聚兵之处，从入口到出口，循行一遍约需十几分钟。1989年12月22日，在永清县举行了一次“永清县古战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人们将这一地区的古代地道定名为“古战道”。[1]
（2）雄县古地道
1982年1月，在雄县县城东北约18公里的祁岗村，农民打井时发现砖砌地洞，同年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120平方米，在离地表3.3米深处发现砖砌券顶，暴露出一段地道，其结构包括主道、藏身洞及内室。
这条地道全用砖砌。主道高0.9米、宽0.8米，在三合土夯实的基础上单砖砌十一层，再起券而成。主道两侧有灯龛。进入主道30多米处，两侧有相对的藏身洞，往前数米拐角处有一隐蔽石板，揭开石板可见一方坑，从方坑经过一条支道进入内室。内室长3米，宽2.7米，高1.62米。四周墙角砌有气眼，墙顶部有灯龛，东西墙有相对的券洞两个，券洞内有陶瓷生活器具。[2]
（3）蠡县地道
蠡县今属河北省保定地区。据傅振伦先生回忆说，他三十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时，曾从教育系同学温锡曾、国文系同学刘振岳处得知蠡县发现古地道的情况，谓地道大部为砖砌成，结构庞大，洞内复杂深邃，当地农民不敢深入，遂将洞口掩埋起来。[3]
（4）邯郸古地道
邯郸境内的地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庞大、构造最复杂、保存最完好，同时也是清理最完善的一处古地道遗址。
邯郸境内的古地道早就有所发现，据说民国六年就曾在磁州临水镇、彭城镇（今属邯郸市）一带发现过地道，以后又于1937年、1953年、1969年在同一地区陆续发现十馀处。[4]但上述地区古地道的大面积发现和系统考察清理则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七十年代初，在邯郸市西南约45公里的峰峰矿区所进行的人防和基建施工中，先后在九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处古地道遗址（民国初年以来曾发现地道的临水镇、彭城镇均在此范围之内），其中新市区一带分布最为密集，在这里发现的不同规模的古地道段落达77处之多。地道的结构颇为复杂，有的地方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在现地表2.5米深处，中层距地表4.5米至7米，下层在距地表9米以下深处，最深处据称有12米。巷道弯弯曲曲，上下相通。除了巷道之外，地道的主要结构还有供人出入的竖井（包括水井、旱井、地道中的暗井），用作生活设施的各种洞室（包括住人洞、储粮洞、炊灶洞、作坊洞）和洞龛（包括井龛、瓮龛、壁龛、灯龛），以及通气孔等等。根据地道中出土的南宋和金朝钱币以及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瓷器等物，清理者将这一地道遗址确定为宋金时期的文物。1982年，经河北省政府批准并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
地道之运用于战争由来已久，中外战争史上最常见的地道是作为一种攻城战术而运用的地道。就中国而言，这种地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墨子·备穴篇》即是专门针对地道攻城法而提出的守城方法，其中一法是：“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令陶者为罂，……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这就是所谓的“地听”。攻城地道一名“地突”，《东观汉记》卷一《光武纪》云：“或为地突，或为冲车撞城。”又《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228年）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条，裴注引《魏略》云：“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资治通鉴》魏明帝太和二年引此文，胡三省注称：“地突，地道也。”
上述攻城地道虽普遍运用于历代战争中，但却几乎没有任何遗迹保留到今天，而饶有趣味的是，在今四川合川钓鱼城内，残存着一段从城里通向城外的地道。钓鱼城是南宋后期宋蒙战争中的一处重要战场，开庆元年（1259年）宋将王坚曾坚守此城达半年之久，最终击退蒙哥汗统率的蒙古大军。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段地道，就是由当时的守城者所挖掘，用以对付敌方的攻城地道的，亦即《墨子》所说的“凿穴迎之”的守城战术。宋人对这种战术曾做过详细的解释：“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甕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甕中，可以辨方面远近。若审知其处，则凿地迎之，用熏灼法。”[6]
然而在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与上述攻城地道的性质是大相径庭的，它是在平原地带构筑的一种防御性的地道。与攻城地道相比较，它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开掘完成的。但是在传世文献中，却没有留下有关这种类型地道的历史记载，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对它进行详审的研究。
二、宋辽时期的河北地道
对于今天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人们一般认为是两宋辽金时期的遗物。确实，在元、明、清三代，河北地区似乎没有大规模构筑地道的必要，而地道中出土的宋代文物又表明它们不可能早于宋代，况且宋辽金时期河北特殊的历史环境又确实有开掘地道的需要，因此关于河北地道的大的断限问题应该说是不存在疑问的，现在需要明确的是各处地道的更具体的时代，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做出恰当的解释。
谈及地道的时限问题，首先应考虑宋辽金时期河北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北宋与辽朝在河北地区系以巨马河（或作“拒马河”，亦称白沟河）为界，澶渊定盟前，宋辽双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两国边境地区更是饱受战火蹂躏；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依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燕京，其间百馀年，宋辽双方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处于两国边境地区的巨马河沿岸（主要是巨马河南岸北宋一侧的部分州县）仍经常遭到来自对方的骚扰，致使当地百姓不遑宁居，这个问题下面再作详细解释。
南宋与金朝的边界，自绍兴和议（1142年）后确定为淮河至大散关一线，因此整个河北地区都在金朝的版图之内，但在绍兴和议成立之前的十馀年间，河北境内（主要是巨马河以南的原北宋故地）的许多州县都有抗金义军在进行游击战，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正可以解释地道的出现。
根据以上分析，再考虑到各地地道遗址中出土的有关文物以及当地的民间传说等因素，我认为永清、霸县地道和雄县地道应属宋辽时期的文物，而蠡县和邯郸地道则是宋金时期构筑的。仅从地理位置来看，永清、霸县（宋霸州）和雄县（宋雄州）均处于巨马河两岸的宋辽边境地区，这些地方发现的古地道理应与宋辽战事有关；而蠡县和邯郸在北宋时地处内地，实无开凿地道的必要，因此它们只能是宋金时期的遗迹。
关于永清、霸县的古地道，在1989年召开的“永清县古战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普遍认为当地的民间传说是可以信据的，即这些地道是宋辽战争遗迹；另外从地道工程之浩大、所用青砖规格统一等情形来推测，人们认为这应该是由北宋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构筑的军事防线。此后王树民先生又特意撰文对此加以考证，进一步明确指出永清境内的地道应开凿于澶渊结盟之前的宋辽战争时期，但他觉得从地道的规模来看，实不足以隐蔽大兵团，不能起到军事防线的重要作用，而大概只是当地百姓的防御性工事，主要用于自卫的目的。[7]这一结论是十分允当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在此只是想就宋辽时期永清、霸县一带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做一点更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对王树民先生的意见略加补充。
五代时，今永清县属涿州，霸县属莫州，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其中就包括此二州。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莫、瀛、易三州及瓦桥（在今雄县）、益津（在今霸县）、淤口（在今霸县信安镇）三关，遂以瓦桥关置雄州，以益津关置霸州，后宋太宗又以淤口关置信安军。于是此后宋辽两国便以巨马河一线为界，永清县在河北辽境，霸州在河南宋境。北宋前期，宋人一直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全部失地的意图，但宋太宗两度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在澶渊定盟前的数十年间，巨马河两岸始终是宋辽双方反复争夺的地盘。直到澶渊之盟后，辽朝仍不肯放弃对巨马河南岸的领土要求，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趁宋夏交战之机，向宋索取后周时占领的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其中就包括霸州），结果宋以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求得妥协。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发现的古地道就主要分布在永清至霸县和永清至信安镇之间，而这一带正是澶渊之盟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热点地区，当地人民的困难处境不难想象，其村落中的地道大概就是他们用于自卫的主要设施。
关于雄县发现的古地道，目前尚无人加以探讨。今河北雄县，北宋时为雄州，辖归信、容城两县。如前所述，雄州也是周世宗北伐时收复的燕云故地之一，但雄县境内的古地道恐怕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背景。雄州是宋辽边境地带一个很特殊的地区，虽然此地的州县官员一向由北宋任命，但它的领土主权却始终不明确，因之被称为“两属地”，当地的居民则被称作“两属户”（或称“两输户”），即他们既要承担宋朝的赋役，又须承担辽朝的赋役。雄州的这种特殊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崇宁三年（1104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王荐在呈给朝廷的一份奏议中对此作了解释：雄州“与虏人以州北拒马河为界，其归信、容城两县两输户一万六千九百有馀，皆在拒马河南，系属本朝。自端拱初蠲其租税，而虏人复征之，朝廷恐其人情外向，于是复使岁纳马桩、牛草以系属之，缘此名为‘两属’”。[8]由此可知，雄州的两属地位早在太宗端拱初（端拱元年为公元988年）就已形成，而直到北宋末年也未有改变。辽朝虽在雄州没有常驻军队，但却时常派遣人马过河来巡防，或“驱马越拒马河放之”，[9]甚至还准备在雄州境内建立寨铺，因此难免与宋朝方面发生冲突。辽朝除了向雄州百姓征取赋税、支派差役外，有时还强行签发兵丁。熙宁九年（1076年），“雄州言：北界于两属费家庄六村各差强壮六十人置弓箭手，每夜更宿”。[10]当地人民不堪其扰。雄州百姓处于如此特殊的环境之中，为了逃避辽朝的赋税差役，可能有时候就不得不想方设法躲藏起来，雄县发现的古地道与永清、霸县地道不同，它显然不能用于战斗，而只是一个隐蔽所而已。另外，如果说永清、霸县地道主要只是在澶渊之盟前被利用的话，那么雄县地道则可能在整个北宋期内都发挥着它的作用。
三、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义军
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武装有着直接的关系，要想知道当时的地道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构筑的，就必须对南宋初期的河北局势有所了解。
宋徽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汴京第一次遭到金军围攻。二月，宋金双方达成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和议，金军自汴京城下退兵。自此时起，河北、河东百姓就自动纠结起来，“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及至北宋亡国，二帝北狩，黄河以北的中原大地终于沦入金人的铁蹄之下。时河北“忠义民兵等倡义结集，动以万计，邀击其后，功绩茂著”。[11]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纲就任宰相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料理两河，于是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对两河的忠义民兵进行组织、联络和整编，同时又命宗泽为开封留守，予以控驭。
然而李纲因受到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排挤，在位仅75天就不得不辞去宰相，张所、傅亮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快去职。不过在宗泽任东京留守期间，河北各地的义军一直都很活跃，其规模也日渐扩大。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泽病故，由杜充接任东京留守，杜充遵秉朝廷主和势力的意旨，对抗金义军多方掣肘，致使河北义军的抗金斗争转入低潮，一些势力雄厚的义军集团也分化为若干小股的游击武装。但就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下，河北人民仍坚持了多年的抗金斗争，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成立的壬戌之盟将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正式划归金朝，两国彻底休战，河北义军的活动才销声匿迹。
后来由于金海陵王的南侵，引发了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又一次新高潮，从绍兴末至隆兴初，见诸记载的抗金义军就有四十馀支，隆兴和议订立后才又趋于沉寂。但这个阶段抗金武装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与南宋接壤的南京路和山东东、西路，河北境内则较为平静。所以宋金时代河北义军的活动基本上是在靖康元年（1126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十五六年间，河北境内的地道很可能就是在这期间开凿的。
南宋初年河北义军进行抗金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山水寨，即靠山的入山扎寨，邻水的入水结寨，使女真骑兵难以进攻。如王彦八字军占据太行山，马扩奉信王榛据有庆源府（今河北省赵县）五马山，就是其中声势最大的山寨武装。建炎初，仅在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以北就有五十多处山寨，“每寨不下三万人，其徒皆河北州县避贼者”。[12]
保有山水寨的抗金义军一般来说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而当时更为普遍的抗金斗争形式则是随处可见的民间自卫武装──忠义巡社。[13]巡社本是河北人民在金军入侵以后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地方武装，建炎初，随徽宗北迁的曹勋自燕山遁归，回朝后向高宗报告他途经河北时所看到的情况时说：“臣过恩、冀之间，农民自置弓箭，保护一方，谓之巡社。……问其所向，心存田里，欲自保其土。”[14]为了利用这种地方武装来进行抗金斗争，此后不久，南宋政府便专门制定并颁布了忠义巡社的组织办法。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户部尚书张悫“建言河朔之民愤于贼虐，自结巡社，请依唐人泽、潞步兵三河子弟遗意，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乃以‘忠义巡社’为名。……其法：五人为甲，五甲为队，五队为部，五部为社，皆有长；五社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总首”。[15]同时还制订了一套详尽的训练、管理制度。[16]当时的忠义巡社不光乡村有，城镇也有，“其坊郭民户巡社并依乡村巡社法施行，并以忠义强壮为名”。[17]忠义巡社除了保卫乡土之外，并有义务“应援本州县，并把截津渡要害，及应援邻近州县乡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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