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8:11:08 北京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 参加讨论
河北抗金义军原本都具有浓厚的地方武装色彩，忠义巡社更是如此，它通常都由地方上的强宗大族出面组织，有时甚至完全是宗族性的武装，如相州南平李氏、平罗蔺氏、鹤壁田氏等等都是如此。[19]因此他们的凝聚力一般都很强，这一点与往往系由乌合之众鸠集而成的山水寨武装有所不同。 根据南宋初年河北抗金武装的上述特点来判断，我觉得当时若利用地道作为抗击金兵的手段，不大可能是据守山水寨的大宗义军武装所为，而极有可能是民间忠义巡社所为（邯郸地道的情况较为特殊，另当别论）。因为山水寨本身就有险可据，毋需再构筑地道，而生活在平原地区的百姓，没有天然屏障可以凭恃，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开掘地道，这种地道主要是用于自卫的防御性设施，所以一般应散布在平原村落的居民点内。构筑地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严密的规划和组织，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凝聚力颇强的忠义巡社就是最合适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以上是就南宋初年河北抗金武装与地道的关系所作的一般性分析，至于具体说到目前已知的两处地道，其中蠡县地道由于材料太少，无从详细论证，可暂置不论。下面主要对邯郸地道的背景做一点详细说明。 邯郸在宋金时代属磁州。关于磁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金代文学名家赵秉文如是说：“北趋天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晋之郊，东驰海岱之会，磁为一要冲。”[20]顾炎武则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评价说：“州依太行之险，控漳滏之阻。战国时，秦赵往往争胜于此。”[21]今天发现地道的峰峰矿区所在地名曰鼓山（一曰滏山），宋金时属磁州武安县。金人胡砺在《磁州武安县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碑》一文中对鼓山的地理形胜有这样一段描述：“山势崛起，壁立千仞，不与他山相连。其西则太行诸峰对峙，其南则滏水出焉。上有二石如鼓形，世传鼓鸣则有兵起。……□自兵兴（指建炎、绍兴年间的宋金战争），由兹山险固，为盗贼渊薮。”[22]按鼓山系太行山馀脉，其南端隔河与神麇山对峙，滏阳河（宋称滏水）横穿其间，这就是所谓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口──滏口陉。《读史方舆纪要》称：“滏口，太行第四陉也，山岭高深，实为险扼。……凡出并、邺之间者，滏口实为之冲要。”[23]滏口自古以来就是河东与山东之间的一个重要通道，故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军两路南下，西路左副元帅宗翰攻河东，东路右副元帅宗望攻河北。时宗泽知磁州，缮城隍，治器械，募义勇，决计固守。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出使金军，至磁州，为宗泽劝阻，磁州百姓杀康王副使王云，康王遂还相州。十二月，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帅府于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磁州实为之屏蔽。后宗泽为副元帅，去磁，磁州遂为金军所陷。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命统制官薛广、张琼率兵六千人会河北山水寨义兵，共复磁、相”。[24]此后磁州虽长期遭到金军围攻，但仍顽强坚守达两年以上，直到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因粮绝，权知磁州苏珪才举城降于金人，“时磁州武安县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闻磁降，乃下”。[25]按鼓山正介于磁州州治滏阳县与武安县之间，当滏阳和武安坚守未下之时，鼓山也必定是在宋军控制之中，这样滏阳和武安方可以互相倚援，鼓山一带的地道网可能就是在这期间构筑的。这里的地道网络结构之复杂，工程之浩大，远不是河北其它地区的地道所能够相比的，大概是根据军事上的需要而进行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地道中出土的铁兵器和瓷雷等军用物品，也暗示着此地曾经历过一场苦战。所以我估计邯郸峰峰矿区的地道不是像一般平原村落的地道那样出自地方忠义巡社之手，而是磁州守军为了磁州保卫战的需要而苦心经营的结果。 据傅振伦先生说，邯郸地道民间一向称之为“躲金洞”，而且他曾从朋友手中得到过一件出自地道中的铜辔，上刻“大宋”二字。[26]另外七十年代当地的文物工作者从地道中清理出来的宋代铜钱中，包括“建炎通宝”数枚。这些都为我们判断地道的时代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其中尚有一个疑问需要加以解释。地道中所出土的铜钱，年代最晚者为“正隆元宝”，“正隆元宝”是金海陵王正隆年间（1156-1161年）所铸，离磁州保卫战已有三十年之久。这当作何解释？我认为此地的地道可能在金朝后期的金蒙战争中再度被人们利用，“正隆元宝”当是这个时候遗下的。 金朝自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起开始遭受蒙古的入侵。时蒙古军所经之处，“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27]磁州地当要冲，自1213年后曾四次被蒙古军及宋军攻陷：第一次是金贞祐元年（1213年）秋，时蒙古分兵三路南下，其中“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 、磁、相、卫、辉、怀、孟”，而后折向河东，大掠而还；[28]第二次是金兴定元年（1217年）十月，“大元兵下磁州”；[29]第三次是兴定四年（1220年）八月，蒙古大帅木华黎破磁州滏阳；第四次是金正大二年（1225年）七月，宋将彭义斌自山东进军河北，下磁州。在此十数年间，鼓山的地道网可能曾得到当地军民的充分利用，不管是用于抵御蒙宋军队的进攻，还是用于躲避兵火杀戮，这些地道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河北古今地道的比较与参照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河北人民曾经把地道战作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种重要战术而广泛地加以运用。保存至今的河北保定冉庄地道和北京顺义焦庄户地道也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我们若将宋辽金时代的河北古地道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地道作一比较，必定会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术滥觞于1941年，而广泛应用是在1942年以后。开展地道战的中心区域是冀中平原，至1944年冬，冀中平原的地道总长度已达二万五千里左右。[30]而目前发现的河北古地道，除了邯郸一地之外，其它的也全都集中在冀中平原地区，这表明地道战术在冀中的成熟不是偶然的，其中显然有一种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的传统的因素。另外在整个抗战期间，地道战术的运用仅限于河北和今北京境内的部分地区，当然这和地理条件、土质状况和地下水位等等因素都有很大关系，而迄今在河北之外亦从未发现过任何古地道，说明这种现象也不是偶然的。[31] 关于抗战期间冀中地道的总体发展情况，1945年5月，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一文中进行了总结，他把冀中地道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秘密地窖、隐蔽地道、战斗地道。[32]我想这个规律对于宋辽金时代的古地道可能同样也是适用的。《元史》中就记载有金朝后期河北、河南百姓开掘地道以避战乱的几个例子，如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真定饥，群盗据城叛，民皆穴地以避之”；[33]又如《元史》卷一五七《郝经传》曰：“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河南乱，居民匿窖中，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经母许亦死。”这两个例子大概还只能算是秘密地窖。《元史》卷一七六《秦起宗传》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秦氏系河北洺水人，“曾大父当金季兵起，窾山麓为洞，奉其亲以居，傍窾大洞，匿其里中百人”。从这个地道的规模来看，当属于隐蔽地道。 不过就现存古地道遗迹而言，恐怕已无法提供所有类型的地道标本，因为单个的秘密地窖是很难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在迄今发现的四处古地道遗址中，雄县地道应该属于隐蔽地道，而其它三处地道无疑都是战斗地道，其中尤以邯郸地道体系最为完善，若论其结构之复杂，恐怕是抗战时期的任何一处地道都无法比拟的（图一）。虽然杨成武曾号召在冀中各地构筑“重叠地道”和“并列地道”（见上引杨文），但我在有关地道战的档案文献中还没有发现像邯郸地道那种三层结构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抗战时期所构筑的所有地道，从来没有用砖石铺砌的，[34]只是偶或有用木棚支撑者。这种简易地道在雨季极易崩塌，故抗战结束后，冀南区第五专员公署曾为此专门发文，要求各县在1946年麦收前将地道全部填平，以减少群众损失。[35]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几乎全是用砖甃成的，这说明它们决非短时间内能够成就，而必定是长期经营的结果。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这些古地道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致崩塌毁坏。 河北境内的古地道与抗战期间的河北地道在内部结构上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下面以邯郸古地道为例与后者做一对比。 （1）出入口 邯郸古地道主要以水井、旱井或暗井为出入口（参见图二至图五）。其中暗井是升降转换于各层地道之间的隐蔽洞口，如图四、图五都是利用暗井来连接地道第二层和第三层，其中图五的暗井口开在一个洞龛底部，在井口盖一块毛料石板，石板上覆盖着0.3米厚的土层，伪装得十分巧妙。类似的暗井通口，在1943年冀南第七军分区司令部印发的《开展地道工作的参考资料》中也可以见到（见图六），这件档案材料对抗战期间的地道出入口的情况提供了较多的细节：“洞口分两种：一供民兵保卫村庄时用的，便于进出，其位置应选在街口、胡同口、土堆、交通沟、坟地、树林、破屋和警戒附近；一种是群众用的，主要是伪装，如在院里、屋里、东西底下、柴棚内、夹道里、猪圈里、牲口棚里、坑里、井里、墙底下等。还有在洞道之中的，将套洞迷惑敌人。”[36]从图七可以看到当时地道洞口的几种最常见的伪装。[37] （2）障口（卡口） 障口（卡口）是地道里的一种重要的防御设施。邯郸古地道的障口形制，如图八所示，乍看好像是地道尽头，而通过清理发现障道口地面下凹，并有三层土台阶，每层高、宽均约0.3米；顺台阶而下，有一条高0.8米、宽0.7米、长度7米的障道，只能容一人爬行；障道的另一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第二层地道的主干线。据清理者推断，这种设施可能有两种用处，一是可防水、防烟熏，因为障道口很容易堵死；二是在敌人攻入地道的情况下，可通过障道转入另一地道。这一假想如今可以部分得到证实。从抗战时期河北地道战的档案史料来看，这种障口非常普遍，当时人们习称为“卡口”，据称卡口的好处一是“便于迷惑敌人”，二是“便于堵口，为防毒防烟良好设备”（见图九）。[38]另外，当时还有一种称为“翻口”的地道设施，也具有与卡口类似的作用（见图一○）。[39] （3）通气孔 邯郸古地道中的通气孔，据称有两种类型，一种估计是由下向上锥成的，故呈下粗上细的形状；另一种通气孔是用直径12厘米的灰筒瓦对合而成的。关于抗战时期的地道通气孔，在前引《开展地道工作的参考资料》中有详细的说明：“洞内气眼位置最好设在卡口里面，以备敌人放毒、点火呕烟。气眼地上出口应该在不注意的地方，如墙壁下、砖堆里、□中、树边上、猪圈里、兔子洞里都可。气眼多少要适当，要看地下室地道盛人多少而定。挖气眼时，注意气眼上小下宽，并使每个气眼的空气能保持对流。挖的办法，先用爪锨子从洞内向上挖，挖到一定的程度，再用铁钎相通即成。”[40]邯郸古地道的第一种类型的气眼，估计就是用这种办法凿成的。另外，1944年6月《中共易县县委关于易县地道工作初步总结》所提供的气眼隐蔽方法的几幅图示（图一一），[41]在当时也是具有普遍性的。 （4）地道中的生活设施 在抗战时期的地道中，除了厕所之外，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生活设施，而古地道则不然。以邯郸地道为例，在三层结构的地道中，一般以第二层作为人们生活居住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层里，灯龛密布，住人洞室、炊灶洞室、饮水井、铸造作坊、储粮瓮洞等一应俱全。其中住人洞室大的可容20馀人，小的可容3至4人。洞室中有土炕，炕上有土枕，某些洞室内还残有土灶、煤渣堆等（见图一二）。炊灶洞室最大的一个高2米、长8米、宽4米，可容数十人，洞室壁被炊烟熏得漆黑，洞室中残存缸、盆、壶、碗、盘、石磨等物。邻近炊灶洞室的地方往往有水井，有水井处一般挖一个井龛，龛的顶部设一铁吊环，龛的四周灯龛很密，其中有的水井在文物部门清理时仍能见到泉水汩汩流动（图一三）。作坊洞是地道中最大的洞室，在一个长达24米的作坊洞室中，遗有金属块和一个铜质模范，从清理者所描述的铜范形制来看，我猜想它可能是用于铸造牌符一类的军用品的。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地道大体上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隐蔽所来使用的，人们每次在里面滞留的时间都不长，所以无需太多的生活设施；而邯郸古地道则显然是可以供人们在里面长期栖息的，其体系之庞大，设施之完善，简直就是一座小型的地下城镇。八九百年前的中原人民能够营造出如此复杂的地道，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1]王树民：《永清的辽代地道》，载《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肖涯：《神奇的地下古战道》，《中国文物报》1990年9月20日。 [2]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第6期。 [3]傅振伦：《辽金时期河北的地道》，载前揭《辽金史论集》第5辑。 [4]同上。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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