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始皇三十五年，修筑的一条重要战略通道，用以连接都城咸阳与北部边防前沿[1]。直道对于巩固和建设秦朝北方边防地区的作用，犹如灵渠对于秦朝经营岭南地区的作用一样重要。
由于史籍记载简略，对于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学术界一直不甚清楚。1975年，史念海发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结合对相关遗迹和现代地理形势的实地考察，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直道路线复原方案：即秦直道南端，起始于泾、洛两河分水岭子午岭南端的秦云阳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循子午岭山脊西北行，至今甘肃定边一带，再经鄂尔多斯高原，转趋东北，越过黄河，至秦九原郡治九原县（内蒙古包头附近）[2]。沿途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已经确定的秦朝县级以上行政设置。在同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发行本上，所绘直道走向，与史念海复原的路线，基本相同；及至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正式发行本时，依然沿承了这一绘法[3]。所以，这一观点，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看法。不知这是不是在地图集付印之前，吸收了史氏的见解，还是依据同样史料所得出的相近结论。
史念海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各方面普遍关注，一些不同领域的人士，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考察研究了这条道路。据云，画家靳之林，在20世纪80年代，徒步行走三千里，逐一考察了直道全线所经行的地点[4]。稍后，考古工作者贺清海与交通史研究者王开，也考察研究了直道的路线，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5]。与贺清海、王开二人约略同时，历史地理学者王北辰，也对直道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看法[6]。曾经协同靳之林一道考察直道遗迹的孙相武，随之也刊布了相关考察内容[7]。
虽然上述靳之林、王开等学者所复原的直道路线，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都是通过或贴近秦汉上郡的肤施、阳周两地，大体可以将其归为一派。这一派拟定的直道路线，与史念海确定的路线相比，要偏东很多，相对而言，不妨姑且将这两类复原方案，分别称之为东线和西线。
东线方案提出后，史念海又相继撰写一组文章，与诸家商榷，并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见解[8]；另有吕卓民撰写专文，评判诸家说法，结论仍是全面维护史念海的观点[9]；然而，另一方面，至1998年底，《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出版，编绘者根据更为深入、具体的考古学考察，绘出了直道在今陕西境内大部分路段的经行地点，结论则复与王开等人一派的东线方案，大体相近[10]。
上述论述和讨论，对于阐明秦直道的历史状况，起到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对直道南北两端地段的研究，已经比较清楚地复原出这条道路的经行地点。但是，就直道的总体状况而言，其基本走势，目前似乎还不足以做出完全肯定的最终结论。下面，即通过重新审视关于直道的早期文献记载，来说明依据可靠文献记载来确定直道路线的重要性及其所存在的实际困难，以及目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做出哪些探索；同时，谈谈在这一背景之下，切实保护已经查明的直道遗迹，以及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考察直道遗迹，在直道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关于直道经行地点的早期直接记载
要想复原秦朝的直道，首先必须以可靠的早期文献记载为基础。脱离文献记载，单纯依赖野外考察，根本无法确定秦直道遗迹，并且也无从复原直道所经行的地点。通观以往有关秦直道讨论中所引述的历史文献，可知除了《史记》、《汉书》以外，其他涉及到直道的晚出记载，如唐代著述，史料价值，相对要偏低一些；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相关记载，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因此，准确理解《史记》、《汉书》相关记载的含义，乃是直道研究最重要的基础。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直道之修筑经过云：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11]
《史记·六国年表》记同事曰：
（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12]
又《史记·蒙恬列传》亦有记述云：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壍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13]
类似的记述，尚别见于《史记·匈奴列传》：
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14]
关于秦始皇修筑直道的直接记载，只有这些。后世同类记述，基本上都是由此衍生而出，一般来说，并不具有用作复原依据的史料价值。
由于《史记·蒙恬列传》记有“道未就”一语，很容易使人产生终秦之世亦未尝筑成直道的看法。然而，《蒙恬列传》这一记述，并不确切。因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在直道修筑两年后，秦始皇死于东巡途中，胡亥与赵高等就是取途直道，率巡行队伍返回都城咸阳：
（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15]
后来在汉武帝时，司马迁也曾走过这条道路，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留下了很明确的记述：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16]
可见，直道不仅已经修成，而且其延续使用的时间，至少也要持续到西汉武帝时期，说明当时施工，殊非草草了事。若再考虑到在秦末至汉武帝元朔二年之前，有很长一个时期，直道中间有很长一段路段，沦没于塞外匈奴控制区域，得不到正常情况下所应有的养护[17]，而到汉武帝时期，却仍然可以继续使用，由此愈可见秦人所筑直道，不仅按计划完工，而且工程质量，也是相当完善。所以，《史记·蒙恬列传》关于秦直道“道未就”的记载，显然不够准确。不过，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至秦二世时期，仍在修治直道，说明直道虽然在秦始皇身后，即已经全线贯通行用，但工程并没有全部结束，而剩下的应当只是一些非常次要的辅助工程。这或许就是《史记·蒙恬列传》谓蒙恬时尚且“道未就”的缘由[18]。
二、释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
按照前引诸书的记载，直道的北端在九原，这一点没有歧异；而直道的南端起点，却有云阳和甘泉两种不同说法，对此，需要予以说明。
九原是秦朝的县名，为九原郡治所，这在《汉书·地理志》当中，有清楚的脉络，可以追寻[19]。与此相应，云阳也是秦朝县名，这一点可以由出土的多方秦“云阳丞印”封泥[20]，得到确证。
至于甘泉，则本是云阳县境内一座山的名称。今本《三辅黄图》记甘泉山云：
《关辅记》曰：“林光宫，一曰甘泉宫。秦所造，在今池阳县西。故甘泉山，宫以山为名。[21]
此《关辅记》，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引作《关中记》[22]，应是。《关中记》为晋人潘岳所著。因今本《三辅黄图》为唐人所纂辑，故引及此书。曹魏至十六国期间，云阳县省罢不置[23]，故《关中记》谓甘泉山在池阳县西，而没有提及云阳。《三辅黄图》原本撰著于东汉末年，所以，今本中仍保存当时固有面目的另一些内容，则记载甘泉山位于云阳县境内：
甘泉有高光宫，又有林光宫；有长定宫、竹宫、通天台、通灵台。武帝作迎风馆于甘泉山，后加露寒、储胥二馆，皆在云阳。[24]
在今本《三辅黄图》中，还可以找到其他类似的记载[25]；而同样的记述，也见于《汉书音义》[26]，因此，可以确证，甘泉山应在云阳县辖境。
上引《关中记》谓秦林光宫一名甘泉宫，而这两个宫名之间，是否存有前后承递的关系，不甚清楚。从唐初人颜师古注《汉书》和李泰撰《括地志》开始，出现了林光宫为秦朝宫名，汉代始增建或是改称甘泉宫的说法。颜师古曰：
林光，秦离宫名也。汉又于其旁起甘泉宫，非一名也。[27]
李泰曰：
秦之林光宫，汉之甘泉（宫）。[28]
不管是在林光宫之外，另行新建甘泉宫，还是林光宫改名为甘泉宫，总之，秦朝在甘泉山上，还没有甘泉宫这一宫名。其后，唐元和时人李吉甫[29]、南宋学者程大昌[30]，乃至现代学者史念海等[31]，除了个别一些人如元人王士点等[32]，大多都沿袭了这一说法。这种说法，其实大可斟酌。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至迟在秦王政十年，秦国即已建有甘泉宫[33]：
（秦王政）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大索，逐客。[34]
此甘泉宫所在，史籍中没有具体记载，刘宋徐广谓“表云咸阳南宫也” [35]。徐广所说的“表”，应当是指《史记·六国年表》。今本《史记·六国年表》，在这一年下的相应记载为：
相国吕不韦免。……太后入咸阳。大索。[36]
并没有提及咸阳南宫。看来，徐广所见《史记》，与今本不同，“咸阳”下乃有“南宫”二字。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产生过许多文字讹误。那么，今本《史记·六国年表》“太后入咸阳”下面的“大索”二字，有没有可能是“南宫”的讹误呢？参稽《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同样记有“大索”史事，可证《史记·六国年表》之“大索”无误。“大索”与“南宫”在字形上有些相接近的地方，颇疑徐广所据《史记》，系“大索”二字字有阙泐后，传录者因涉上文之“入咸阳”而错误地臆测补完为“南宫”二字，并不是较今本另多出有“南宫”二字。
前引唐人李泰的《括地志》，虽然记有“秦之林光宫”即“汉之甘泉（宫）”的说法，但同时在《括地志》书中，也另有记述云：
云阳宫，秦之甘泉宫，在雍州云阳县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宫，去长安三百里，黄帝以来祭圜丘处也。[37]
像《括地志》这类地理总志。本是“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38]，抄撮以往地志杂说纂辑而成，书中并存互不相同的说法，本不足为怪。处理这些不同来源矛盾记载的正确方法，是以之与相对可信的历史记载相验证，而《括地志》中秦始皇建造甘泉宫的说法，恰好与《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甘泉宫的记载相吻合。二者相互印证，可以确认，《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复居甘泉宫”，应当就是指秦王政在甘泉山上建造的宫殿[39]。
徐广以并不可靠的“咸阳南宫”，来疏释秦王政太后所入据的甘泉宫，除了版本上的依据之外，很可能与他对《史记》上文记述之“复居甘泉宫”一句话的理解有关。徐广很可能是将这里所说“复居甘泉宫”的人，连上文理解为皇太后；今中华书局本《史记》之点校者，似亦同样理解此文，所以，在“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句下，逗而不句。按照这样的理解，秦王政迎接其母皇太后，乃是入居咸阳之甘泉宫。
可是，甘泉山不在咸阳城近旁，若太后所居之甘泉宫是在距咸阳三百里远的甘泉山上，就很难解释秦王政特地迎接其母由雍而返回咸阳的记载；而若将甘泉宫视作 “咸阳南宫”，则显得似乎比较合乎情理。因此，南宋程大昌复发挥徐广此说，谓：“秦时咸阳跨渭南北，则此宫在不在渭北之咸阳，而在渭南之咸阳也。”[40]今徐卫民复引据出土之秦“南宫郎丞”封泥，与徐广所说的“咸阳南宫”相印证，试图证实“秦甘泉宫又名咸阳南宫”[41]。
要想确认秦甘泉宫座落在甘泉山上，就不得不花费一些笔墨，对这一问题，做出合理的解答。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等记载，秦王政母在这次返回咸阳之前，居于雍城（今陕西凤翔附近），是因为此前在秦王政九年，她与吕不韦、嫪毐的私情败露，嫪毐“矫王玉玺及太后玺”以发兵叛乱，嬴政平定事变后，“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嬴政本来想一同杀掉丞相吕不韦，但“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所以，才“不忍致法”[42]。
为吕不韦充当说客的“宾客辩士”，大多应是吕氏门下豢养的食客。史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撰著《吕氏春秋》，即“使其客人人著所闻”而成书[43]。当时秦国文化，远较关东落后，观商鞅、甘茂、范睢、蒙驁、荀况、蔡泽、张仪、韩非、李斯、尉缭等关东士人，皆入秦以谋取权位，而未闻秦国有士人得以游食于关东，可以推测，吕不韦所招徕的三千食客，大多也必然出自关东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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