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会孕育的习俗传说以明清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为例(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0:11:28 《民俗研究》 周大鸣 李静玮 参加讨论
槟榔起源的第二类解释为药材市场说。这种说法提到的食俗起源时间与上一说法大致吻合，“湘潭药材行始于明末清初，约莫有三百多年历史”（33）。湘潭位于湖南中部，东可通浙江、江西、福建，南达广西、广东，西至云南、贵州、四川，北边通往河南、湖北、河北、山东等广大北方地区，各种药材通过各层中介转手，源源不断地运至湘潭，其运输网络广大，仿如蛛网般缜密有序。以南线为例，可将广西泉州、柳州、梧州、古林和广东的清远、肇庆等地，以及东南亚国家的进口药材，经桂林、全州运至永兴、冷水滩、祁阳、衡阳，顺湘江之水运至湘潭，保证了两广地区特色药材的供应。作为湖湘地区的药材集散中心，湘潭集中了来自各地的药材供货商。药材市场说认为，食槟榔习俗来自于药商带来的嚼槟榔习俗，然而在槟榔食俗迅速扩布的清朝前期，有不少临丰籍的富商巨贾投资湘潭药材行，加上江西省同是药材产地，同乡中经营药材生意者众多，湘潭的药材行业基本为江西籍商人垄断。前文已述国内食槟榔状况，江西省并不在风俗盛行之列，因而此说有待商榷。 三是风水说。据传一个风水先生来湖南看风水，到了湘潭，他说湘潭是牛地，而湘乡是马地。话传到皇帝那边，皇帝说湘潭既然是牛，而牛又爱嚼槟榔，便传赐槟榔给湘潭人。而居住在“牛地”的人们果然十分喜爱这种食物。（34）这种说法认为槟榔食俗是湘潭一带的风水导致。作为对年代和人物语焉不详的风俗传说，其具体时间难以考证，另外，皇帝是如何知道风水先生的话，那位风水先生的话又为何对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同样难于推敲。 第四种说法富有浓厚的想象成分，在槟榔的种植地海南也广为流传。故事中，一位来自湖南的官员被贬至海南万宁，由于情绪低落，他常在槟榔林中徘徊，借酒消愁，一日，他在林中遇到槟榔仙化作的美貌女子，遂结为夫妻。后来，这位官员调任湘潭，时逢瘟疫，槟榔仙发挥法力，将具神力的槟榔果赠与当地民众，食槟榔者无一患病者。因此，湘潭人得以借槟榔仙的神力度过劫难。数年后，官员在官场上平步青云，而其妻槟榔仙诞下的儿子也学有所成，一举高中状元，在湘潭当地传为佳话。 以上四种传说有的有具体史实可考，有的则采于当地人口述。暂不论故事真伪，这些情节均基于民众对于槟榔起源的合理幻想，也不排除一定的浪漫主义因子。 四、食俗的形成：从外来槟榔到本地槟榔食槟榔习俗在湘潭的落脚有着渐进的过程，起初，人们所食为药用的槟榔，随着瘟疫过去，嚼槟榔成了日常习惯，当地人对作为食品的槟榔有了持续性的需求，槟榔业由此诞生。 成体系的槟榔业务大体形成于乾隆末年，并在之后不断发展。在这一时期，槟榔业务的经营形式已发展为字号、店铺、胪陈、商贩四种，其中字号专营大额批发，店铺从字号进货，为胪陈（35）和摊贩提供小额批发，胪陈店与摊贩主要经营零售，摊贩有的自制槟榔，有的也从胪陈店中批发。湘潭本地人观念较为传统，崇尚以仕途与田产光耀门楣的成功之道，因而从事槟榔业的本地人较少资金雄厚者，多是在街边设摊的小贩。大宗槟榔生意主要由来自广东的商人经营，后来江西商人实力壮大，也占据了一部分槟榔市场。（36） 槟榔作为当地人日常消费中的一部分，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乾隆《湘潭县志·风俗》（1756年）未有槟榔相关记载，乾隆末年槟榔业务的初步成型，及至嘉庆年间（1818年）槟榔习俗加载县志，可见随时间推移，槟榔已渐渗透进潭人的生活。“湖湘间宾客燕集，供鱼清羹，则众皆退，所谓鱼来酒止也，今则不然，士大夫燕客来取精细酒、重酻娘（37），珍错交罗竟为丰典，一食费至数金，而婚丧为尤，甚至槟榔蔫叶，所枉酷嗜。”（38）行文中表现了数十年间湘潭人在饮食方面的观念变化。过去，潭人生活简朴，酒席上菜肴较为廉价，最后一道压轴菜为鱼汤，鱼汤一上，宾客便准备离席。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生活在“金湘潭”的民众日渐富裕，消费上也愈发阔绰，一桌酒席所上菜肴酒品皆为上乘，所费甚多，而在这一股奢侈的饮食之风内，可助饭后消食解油的槟榔亦出现在饭桌上。 “近岁左文襄赘居妇家，有槟榔之恨”（39），这里说的是入赘湘潭周家的左宗棠，婚前，他科举屡屡落榜，后于道光十一年（1831）受周诒煜邀请在辰山读书，并于第二年入赘，与周诒煜的堂妹周诒端结为夫妇。“初婚时宗棠贫甚”（40），由于家境不好，左宗棠在周家过得并不如意。周诒端之母王慈云常出题让后辈做诗，并许诺将槟榔作为奖品奖给胜者。左宗棠诗文不如妻子，往往居于其后，由此他发奋读书，方成大业。槟榔既可作为读书的奖品，虽不如刘穆之“以金柈贮槟榔一斛以进之”那般，被贴以昂贵的标签，却也可见其价值应高于寻常的果品糕点。（41） “今之饮馔不日臻精美乎，今之衣服不日求鲜艳乎”，罗汝怀述及咸丰以来潭人日益宽裕的经济状况，提到当地人每日在槟榔上的开销，“甚至条丝日耗钱数十，槟榔日耗钱数十”，可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槟榔食俗在当地广为传习，且已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一部分。不过，面对金玉满堂的盛世，罗汝怀却有着另一番冷思考，《绿漪草堂文集》卷二十二《畣人书二》载：“槟榔丝烟千人所同，一人能弗同乎。即一人弗同，亦独善其身，而已无如千人何也。整齐风俗之事，非可望之官吏，直须朝廷之汗号。无论官吏之朝秦暮楚，漫无责成，而人性不同，旧尹图之屡年，新尹废之一旦。”将食槟榔与吸烟丝归为同类，且认为这是须整肃的不良风气，可见他并不推崇食槟榔这一奢侈习俗。 正如罗汝怀所述，食槟榔习俗已成千人所同，要革除绝非易事。《绿漪草堂文集》卷十七《书刘次欧代义山会叙后》有记一则戒除槟榔的逸闻：“湘潭锦湾对岸有小市，从兄世果礲米，其地与同人约省槟榔，以周贫者。家置一筒，客来则主人投一钱于筒中，月计岁会。如周恤事，急则不待会计，先倾各户之筒以济之。”文中从事盘谷舂米的小伙子与朋友们约好，将平常食槟榔的花费省下来，用以接济穷人，所以遇见应以槟榔待客之时，他们也将所需开销放入筒中，作为节约下的救济金，倘若遇上较急之事，就先将各家筒中铜钱倒出救急。“盖潭人之于槟榔，虽孩童时，用咀嚼。尝闻之，人云其壮盛时曰需百钱，而一家终岁之费常在二三十缗，不亦慎乎。始捐嗜好以行义，继则藉行义以损嗜好，其为作用大矣。” 湘潭商业的鼎盛时期为一口通商时的清朝。1757年，雍正“严禁他处地方与外国通商”，当时，中国仅有广州一个口岸。（42）外国货物在广州上岸后，需先运到湘潭，再于此分运各地，同样，国内出口的丝、茶等货品，也需在湘潭集中装箱，再发往广东，运向国外。（43）战后的湘潭纳外来移民，逐渐养足精力，迎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长沙水少不利泊船，故皆辏湘潭”，“道通江岭东南七省，商货咸萃于此”。光绪年间，湘潭城外沿着湘江的十余里街道上，均是摩肩接踵的行人，热闹的街头随处可见槟榔摊子，“日剖数十口，店行倍蓰焉”。槟榔的零售生意十分红火，“每桌日得百钱之利，日当糜钱五六百万”。（44）槟榔摊子的生意自然要归功于当地人对于槟榔之喜爱，“槟榔之费，拟埒稻粮”，潭人买槟榔所用钱竟与购粮所费相近，湘潭人对槟榔之好可见一斑。（45） 五、结论人的生存依赖于食物的获取，由于环境与文化的不同，各地区的饮食文化也相差迥异。“世界上食谱的主要差异可归结为生态的限制以及在不同地区所存在的机会”（46），在对于食物的划分中，气候地理决定了人们所能选择的肉类与农作物品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各种归属于“传统”的食品和相应的制作方式。与这些产于当地的食品相比，从外地运来的食物则通常与工业制成食品一起被划归传统文化之外，且与当地人的传统风俗保持着较为礼貌的距离。 “要明白一种习俗的起源之时代及意义等，不可不从社会的观点去加以检讨”（47），社会中的各因素在风俗的形成过程中不断互动，使之鼎盛或消弭。同理，食槟榔的外来风俗为湘潭人所广泛接受，绝非机缘偶然。食槟榔的起源传说之真伪，需在明清时的湘潭这一大背景下进行辨识。 战乱瘟疫说结合了具体的史实，再者，疾病和战争的影响力足以覆盖全城，迫于消除疾病之由，人们认识到食槟榔与身家性命息息相关，故不会抱着可食可不食的态度对待，因而大范围的食槟榔惯习得以进入较为广大的区域。 药材市场之说反映了历史上湘潭药材贸易的兴盛，也从侧面折射广商在湘潭的影响力，以及其于市内贩卖槟榔带来的推广效应。 与前二说相比，风水之说显得说服力不够，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湘潭的地理环境对当地饮食习惯造成了一定影响。《大公报》民国八年十月九号载《省城槟榔业调查记》有述，“槟榔产在广东，吃了可去瘴气，解油腻”，由于其药用功能有相应的适宜区域，“销行两广湖南最多，北方各省却少”，“我们湖南湿气很重的地方如湘潭长沙益阳各处，多喜吃食”。 在槟榔仙故事中，槟榔饰演了一个为贫穷落魄者带来富贵荣华的角色，反映出现实中槟榔被赋予的吉祥含义。槟榔的吉祥不仅来源于这个美丽的传说，与它的药用价值和形状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象征意义使其渗透到民众的各种礼俗中，尤其是喜庆意味浓烈的婚俗，喝茶吸烟的来宾需赞茶赞烟，当新郎新娘用筷子或纸煝同时夹起一口槟榔，抬起敬客，客人也需念起槟榔的赞词，如祝福婚姻美满的“槟榔翘起像条船，今晚花开月也圆，郎撑篙来妹掌舵，百年和合好姻缘”。 起源故事之外，明清的湘潭具备了食俗扩布与传习的经济条件，试想若乾隆年间的湘潭人消费能力不够，连温饱尚不能顾及，槟榔与烟丝的购买则更加不可能。作为人称“小南京”的商业重镇，人们不乏对烟酒槟榔等物的消费能力，加上湘潭离原产地较近，大宗槟榔亦需在此转运他地，其销售价格也比运输成本昂贵的广大北方低廉。 总而论之，若将食槟榔的起源传说置于明清湘潭的历史背景下考虑，可理出一条食俗传习的基本脉络： 明清时期，槟榔作为海南、两广等地的传统食俗，在大城市的贵族阶层中广为流行。湘潭的瘟疫引入了这一食俗，并在短时间内以药品的身份推而广之，引入初期，因城内经济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人们的购买力尚不足以长期购买槟榔，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槟榔却逐渐成为城中风尚。 槟榔成习的原因可归为五个方面，首先，由于外来移民的进入和商品经济的发达，潭人对此食俗消费的承受能力大为增强，相比在京城中将槟榔装于荷包中细嚼的贵族，地方人民的购买力并不比之逊色。 其次，槟榔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明清时期，它不仅代表着强势的大都市饮食时尚，且于瘟疫期间，在潭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因有恩而显得十分亲切的印象，加上这一食物又具有“成瘾”特性，民众难于轻易抛弃和忘怀这一种独特的食物。 第三，槟榔的功能也是其于湘潭落地生根的一大推动力。湘潭当地为亚热带，气候较为湿润，湘人饮食又以辣为主，较为油腻，饭后嚼食槟榔可助消食解油，且能助需持续工作的劳动者提神醒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