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班制的性质、编制标准与作用考论(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50 《史学月刊》 杨恩玉 参加讨论
官班制编制的另一项主要标准是官职的清浊。周一良先生指出：“南朝任官不尽依品第为高下，而视位望之是否清显与权力之大小。”（31）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担任官职非常看重官职的清浊，特别是起家官的清浊程度成为士族门第高下的重要标志。政府任用官员便不得不考虑官职清浊与士族门第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正如西晋李重在《吏部尚书箴序》中所说，他“重忝曹郎，铨管九流，品藻清浊”（32）。九品官人法将士人划分为九品，所以被称为“九流”，显著例证是--北魏孝文帝因为“君子小人名品无别”，定“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自称是“班镜九流，清一朝轨”；大将军刘昶称颂为：“刊正九流，为不朽之法。”（33）故士族经常被称为“九流”或“士流”（34）。吏部郎李重参与士族官僚的人事管理工作，在选拔官员时要充分考虑官职的清浊。但官职的清浊没有明文规定，一直处于士族官僚的观念之中。明确界定官职的清浊程度就成为官班制建立的主要目的之一。 唐长孺先生说，“西晋以后，清浊之分即士庶之别，官职亦以此为准，凡是士族做的官就是清官，寒人做的官则是浊官”；“自流内第一班以上有一大段有清有浊”（35）。这种将清官与浊官截然对立的观点，仅指出了清浊的一个内岔，没有完全揭示出魏晋南北朝官制的品格，因为当时官职的清浊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流内十八班是士族担任的官职，为清官；事务繁杂、俸禄寡薄的低级官职即流外官以下，是非士族起家官，为浊官。即官职的清浊在人们起家时是泾渭分明的。陈“遵梁制，为十八班，而官有清浊”（36）。这明确显示士族担任的十八班官职也有清浊的区分。但它们的清浊是相对的，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东晋末年尚书仆射王弘上奏弹劾：“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显居要任，邦之司直，风声噂，曾不弹举……岂可复预班清阶，式是国宪。请免所居官，以侯还散辈中。”（37）“王球甚矜曹地，遇从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谓曰：‘汝为此官，不复成膏粱矣。’”（38）王准之与王僧朗都出身第一高门的琅玡王氏，他们担任的又是同一官职御史中丞。王准之与王球分别于元嘉十六年（439年）与十八年（441年）亡故，因此时间相近，但却有清浊两种不同看法。对此似乎矛盾的现象，足以证明御史中丞的清浊是相对的。在官班制中，“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同班以优劣为前后”。这明确显示：同班内位置的前后标志官职的清浊差异，即同一班次的官职是依据它们的清浊程度排列的。正如宫崎市定先生所言：“如果位居各班首位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清官，那么，其后的官随着排位后退清的程度也在降低，故末尾的官相对而言是浊官。”（39）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40）。即在同班内从浊官转稍微清显的官，胜过晋升上一班末位的浊官。这都有力证实，官班制同一班次的官职依据清浊程度排列而成。 三 官班制的作用对于官班制建立后官品制与官班制的作用，张旭华先生首先进行了探讨。其观点基本是可取的，但似乎也有进一步商酌的地方。下文试做简要辨析。 官班制“自十二班以上并诏授，表启不称姓。从十一班至九班，礼数复为一等”（41）。据此南宋人岳珂指出：官班制建立后，“所以寓礼数者，不附于品，而别之以班……而莫知其徒为礼秩之别也”（42）。张旭华先生说：“就官品制度而言，它所表现的已不再是官职等级的高低、政治权力的大小，而主要是官吏的禄秩之别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利益……由于萧梁的官品与禄秩待遇趋于统一，完全对应……以致官品制度的内涵发生变化，渐至成了禄秩之制的代名词。”官班制的第一条作用是：“依据礼秩之别，区分门阀等级高低。”即“萧梁的门阀序列与等级贵贱主要是依据官班位次来定的”（43）。学者们的以上论断，需要进一步探讨。十二班以上官职属于三品以上的高官，所以朝廷要特殊优待；九至十一班基本属于四、五品的中级官职，礼数自然较前者低一等；九班以下则属于低级官职。这与此前对官职高、中、低的划分是一致的，不能由以上《隋志》所载的内容，得出结论--官班制建立后，官员的礼秩不再依附于官品，而取决于官班。官职的礼数、礼秩一般指礼仪等级和爵禄品级，是贵族官僚按照官爵等级所享有的政治与经济待遇的总称，具体体现在冠服、仪仗与政治经济待遇等方面。官班制建立后，官职的礼秩依然依附于官品、取决于官品，显著例证之一是官品与官服仍旧紧密相连，并简称“品服”。例如，“梁国子助教旧视南台御史，品服与博士同，陈因之”；中散大夫，“齐梁视黄门侍郎，品服冠帻与太中同”（44）。“《晋令》：‘秘书丞品第六，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宋、齐并一人，品、服同晋氏。梁增品第五，秩六百石，铜印、黄绶。陈依梁”（45）。秘书丞在萧梁由六品升为五品后，墨绶随之升格为黄绶。正如张小稳先生所说：“梁武帝天监七年改革以后，印绶的规定……总的来说是与官品相一致的。”（46）梁制：“二千石四品已上及列侯，皆给轺车，驾牛。”（47）这说明官班制建立后官员乘坐的车的规格，也取决于官品的等级。又如阎步克先生所说：“在南朝，法律特权‘官当’依官品而定，与十八班无关。”（48）特别是，在魏、晋、宋、陈的官品制中无一例外包含的爵位，在梁官班制中则没有。这都足以说明，官班制建立后，官员的礼数依然取决于官品的高低。 张旭华先生认为官班制建立后，官品制“渐至成了禄秩之制的代名词”，其材料依据是《通典》所载：“梁武帝天监初，定九品令。帝于品下注：一品秩为万石。第二第三品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为二千石。”（49）《隋书·百官志上》也有类似记载。对此，宫崎市定先生也说：“对比散见于《唐六典》各处的天监二年令断片，与上面记载大致符合……六品以下的品秩没有记载，但是根据前代的一般情况来推测，六品千石，七品六百石，七品以下四百石乃至二百石应该是标准秩级。”（50）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梁初整齐划一的规定不适合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可能不久就发生了与它偏离的变化，更大的可能性是--这一规定由于不合时宜根本就未曾得到落实。这有具体史料可以证明。侍中，“梁氏秩二千石，品第三”；“梁（中书）监增秩至中二千石，令秩增二千石，监、令并增至二品”（51）。这是二、三品官的俸禄不是中二千石的例证。“梁（尚书）左丞班第九，右丞班第八，并第四品，秩六百石”（52）。上引秘书丞“梁增品第五，秩六百石”，这是四品、五品官的俸禄不是二千石，而是六百石的例证。给事中，“梁、陈秩六百石，品第七”；太子门大夫，“宋品第六，秩六百石……齐、梁、陈因之”（53）。“梁著作（郎）秩六百石，品第六”；著作佐郎“梁秩四百石，品第七”（54）。中书舍人，“梁氏秩四百石，品第八”；梁陵令“品正第九。陈承梁制，秩六百石”（55）。可见，官品四、五、六、七、九都有六百石者，七品、八品都有四百石者，九品的陵令六百石，反高于七品的著作佐郎，也高于八品的中书舍人，而与六品的太子门大夫和著作郎、七品的给事中、五品的秘书丞、四品的尚书左右丞禄秩相等，官品高低与俸禄多寡可谓参差不齐、高低悬殊。这证明宫崎市定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官班制与官品制并用的陈朝，其官品与禄秩同样错综复杂。一品包括秩万石与中二千石两种，三品包括中二千石与二千石，四品分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与六百石四种，五品比四品又多出一类八百石，六品也有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与四百石四种禄秩，二千石分布在三、四、五品三个品级，千石则分布在四、五、六、七、八等五个品级，六百石分布在四品至九品六个品级。梁陈官品与禄秩的不一致，足以证实官品制度绝没有成为“禄秩之制的代名词”。因此，官班制建立后官品制的作用依然如故，仍是官职地位高低、待遇优劣的主要标志。 张旭华先生总结官班制的第二条与第三条作用分别是“优宠高门甲族，方便士族子弟在清官仕途中的起家升迁”；“官班制与九品中正制密切配合，是维护士庶区别和巩固门阀制度的重要政治支柱”（56）。对此笔者是赞同的。张先生又认为：“只有获得上品二品的高门甲族才能进入流内十八班，而位不登二品、出身寒微的士人只能列人流外七班，至于地处卑贱的寒门庶族，则只能充任三品蕴位、三品勋位等卑官浊职。”即“官班制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封闭性、垄断性”（57）。笔者则认为不够妥当。官班制“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为之。从此班者，方得进登第一班”（58）。即寒士虽然从流外七班起家，凭借个人的才干与政绩，仍有可能晋升至流内十八班。齐梁时代，由于门阀士族衰落，寒庶势力兴起，官僚主义复兴，政府对官员学识才干的需求日益提高，社会思潮开始由门阀主义向贤才主义过渡。政府用人在重视门第的同时日益重视才能，即所谓“才地兼美”，并且重视才能逐渐超过重视门第。例如，中书舍人，“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59）；太子洗马作为著名的清官，“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梁武帝任命门第不高的庾于陵与周舍担任此职说：“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60）同时，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寒门地主和转向地主的商人们通过宋、齐二代的长期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他们获得了胜利。向来由门阀贵族独占的权利不能不对寒门地主、商人开放，虽然这并不是甘心的。”（61）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萧梁官班制是允许寒庶通过才干政绩晋升入流内官的。这有具体事例可以为证。梁武帝九子湘东王萧绎任荆州刺史时，“州人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选为州主簿”，别驾庾乔斥其为“小人”（62）。阎步克先生明确指出：“皇子荆州主簿在第二班，这‘仕叨九流’，指的就是进入了二品士流之内，而这本非‘寒贱’所应涉足。”（63）会稽山阴人孔子祛，“少孤贫好学，耕耘樵採，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初为长沙嗣王侍郎”；官至通直散骑侍郎（64）。嗣王国侍郎为流外七班，通直散骑侍郎为流内六班。这是寒士凭借才学从流外跻身流内的又一例证。寒士不仅本人可以仕至流内官，而且其子孙如果继续拥有才学，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从流内官起家。吴兴武康人沈峻，“家世农夫，至峻好学……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初为王国中尉，稍迁侍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出为武康令，卒官”（65）。中书舍人为四班，萧梁“大县六班”（66），故沈峻的最后官位最高不超过五班，低于孔子祛。皇弟皇子国中尉为流内三班，皇弟皇子国侍郎与藩王国中尉分别为一班的二位与十一位。沈峻起家的“王国中尉”，绝不可能是皇弟皇子国中尉，宫崎市定先生认为是藩王国中尉（67），也不可能，因为沈峻的门第与最后官位都低于孔子祛，不可能从流内十八班起家，而只能属于流外六班的“汝阴巴陵二王国中尉”。即沈峻由流外六班起家，逐步升迁才至流外七班的嗣王国侍郎或流内一班的皇弟皇子国侍郎。沈峻之子沈文阿，“少习父业，研精章句……治《三礼》、《三传》。察孝廉，为梁临川王国侍郎”，官至通直散骑常侍（68）。临川王国侍郎为皇弟国侍郎，位居流内一班。沈文阿不仅从流内一班起家，而且官至十一班的通直散骑常侍，毫无疑问他已经晋身为士族。宫崎市定先生将流内十八班与流外七班比较后指出：“两者之间没有很大的断层，它们更多呈现出相互衔接的一面。”（69）这都有力证实，认为官班制具有垄断性、封闭性，这一观点是不妥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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