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中的政府意志与社会变迁悖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08 《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 陈文烈 参加讨论
| 平心而论，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西部民族地区似乎总是同贫困、落后乃至动荡联系在一起。而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任务之一，就是不遗余力地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涉及诸多方面的互动、协调、均衡和持续性。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看，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一项艰苦、细致和长期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把方法和观点、理论和战略、制度和体制、整体与局部、政策和战术、法律和措施、思想和技术……方方面面“统筹”起来，追寻简洁高效可行的战略思路和对策措施。 西部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于，所处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决定了其自主选择空间范围的有限性。有关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需要将发展战略选择放到整个国家经济结构转换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关系中去分析。因为不涉及制度就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率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本文认为在西部再开发的进程中，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将是决定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上，中央政府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试图达到什么目标，应该是认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逻辑起点。其次，现代经济发展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从一个长的经济发展过程看，地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取决于其经济社会制度的演变能力。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与西部民族地区市场制度变迁的矛盾关系，构成我们理解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线索。第三，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模式的生成及其变迁。作为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积极追寻的目标，现代化浪潮在当今世界方兴未艾。尽管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现代化有着不同的诠释，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在于，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一个传统社会逐渐解体、农牧民阶级逐渐消逝的过程。那么，作为传统社会主体的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该如何顺应和完成这种消灭自身的痛苦的转变过程呢？这是许多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们一度忽略或者不愿涉及的问题。对于作为现代化牺牲者的农牧民问题的忽视，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一大缺憾。 西部的落后，是相对东部而言的。这意味着经济快速增长及随之而来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奇迹”并没有被各个地区均等的分享。有学者借助新古典增长理论及内生增长理论模型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地区发展过程中的“趋同”和“趋异”（增长机制）问题。在对东西部地区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反复检验的基础上，得出的似乎科学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地区发展中，只要控制住影响经济稳态的变量，落后地区就有可能在经济增长速度进而人均收入水平上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据此引申出西部开发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投资战略”等。我们注意到，与此相关的文献基本上均将西部民族地区视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以为只要“人力资本存量、基础设施水平……”等初始条件显著改善，随着市场的整合，定会增强人们把握和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最终达到提高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目的。但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政策矫正”已被证明是一个狭隘的经济学概念。 一、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内涵和目标就如前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在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就是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 因此，西部的发展实质上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大建设。从区域来看其主体区域是民族自治地区和多民族省份。从资源的利用上来看是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西部的发展不等于大开荒而是一个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大范围退耕还林还草、大面积增加绿色、大幅度节水灌溉的大战略。西部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开发和利用资源，但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观，遵循有序、科学、增值、节约的原则，真正地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从开发物质资源为主转变为开发人力资源为主，以科教事业为突破口，提高西部人口素质，增加西部的工业人才[1]。 但由于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西部的发展却在不断强化传统的资金加项目的发展地方经济的意识。把西部的发展战略简单地理解为在经济上赶超东部沿海的战略。今天来看，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是由于西部经济的开发不够造成的，还是由于西部经济的开发过度造成的，这恐怕是值得我们倍加反思的。由于西部对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念的作祟，从经济上说，西部不是开发不够，而是开发过度了。笔者认为，对中国来说，有一个山川秀美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是西部的最大财富，也是西部最可持续的经济。有了这样的观念，从策略上说，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就不仅是做加法，而且要做减法。不单要落实到快速发展哪些产业上，而且要落实到逐步放弃哪些产业上。不要以为只有制造业才能提高收入，要把经济和收入的文章做在恢复和保护自然和生态资源方面，有了它，就有了真正的经济基础和收入的源泉。[2] 从经济目标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是要通过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来消灭贫穷和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两个大局”思想是西部大开发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其核心是消灭贫穷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质或目标是消灭贫穷和实现共同富裕，具体说就是消灭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和实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共同富裕，实现西部民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在“两个大局”思想中，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是统一的，经济实质和社会实质也是统一的，我们不能割裂二者的统一来谈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质和目标问题。现代化不能被简单化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目标和核心目标，因为归根结底它们都只是我们用来发展经济的手段，都应该为消灭贫穷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根本的社会主义目标和实质服务。很显然，即使我们实现了经济的国际化、市场化、现代化，但并不等于我们就消灭了贫穷和实现了各民族的共同富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国际化、市场化、现代化，但他们并没有消灭贫穷和剥削，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富不等于现代化，穷不等于没有现代化，不能把现代化等同于发财。不能把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全部内容都加到现代化上，现代化有它特定的含义。[3] 笔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质是通过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来消灭贫穷落后而使各民族走上共同富裕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道路。其终极目的绝对不是实现西部地区人民与东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步”和“收入水平同步”，而是要把西部地区建设成为与东部地区“知识水平相当”的地区，有地理位置上的区别，生活习惯上的差别而没有生活质量上“符号性差异”，人们生活在哪个地方都会感到美好舒适，都没有落后的感觉，这才是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最终目的。就西部地区内部而言是大保护、大建设，其实质是实现西部少数民族与区内外汉族的共同富裕并使他们的经济社会走上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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