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2:11:04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王明珂 参加讨论
| 【作者简介】王明珂，中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1949年间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而这些工作又绝大部分集中于西南--川南、川西、湘西及云贵大部分地区。当时不只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成员如此，一般而言，20世纪上半叶从事边疆民族、民俗考察的民族学者们在西南地区投入了最多的人力、物力与心力。 那是一个民族主义下之国族建构的时代。由于国族称作中华“民族”，少数民族亦称“民族”，因此当时有些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之调查、研究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本地人群大多早已汉化，民族学者调查、识别各个民族，可能有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之嫌。当年学界巨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曾反对吴文藻、费孝通等先生在云南的边疆民族研究。在一封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他称：“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夫学问不应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②鼓励西南边疆非汉人群汉化，这是国民政府时期颇流行的观点，表现在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上。 即使在中国之少数民族识别完成，西南各地方族群分别划归于25个少数民族后，部分西方的学者基于对“民族”及“族群”（ethnic group）之概念性认知，仍常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分类与识别表示不同的看法③。在西南各少数民族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些地方族群或也有成为单一民族的吁求。更普遍的是，在一民族内各地方族群常有对“本民族文化”之多元建构与争议。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类“族群”特质，使得当代西南地区之民族状态如此复杂？为何学者对中国近现代之西南民族识别、分类有如此多的争议？为何在当代西南若干民族内部，人们对于何者为本民族文化也有许多不同意见？以上这些问题涉及：（1）在成为民族之前，西南各非汉人群之族群性；（2）近代民族化之时代背景，及其在长程历史上的意义；（3）基于以上之历史与历史民族志知识，我们应如何思考学术价值与现实关怀之问题。以下我拟以一些例子来说明我所了解的一些西南地区之族群性，说明近代的民族化过程及其意义，并以此反思20世纪上半叶以来之民族史与民族志之研究典范及其变迁，以及相关的现实关怀变化。 从这次大理会议的主题“跨越边界与典范”④来说，以下我要探讨、阐述的边界，是有关族群与民族的边界，也就是族群边界的性质，与近代民族边界之建立过程等问题。另外，关于典范，我们可以将帝制中国与其边疆当作一种政治现实下的旧典范，今日民族主义下的中国及其少数民族当作一种近代形成的新民族政治典范，我们可以探讨、比较此两种典范及其间的变迁。当然此也涉及学术典范，即在何种学术典范下，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完成有关中华民族之历史与民族知识建构，并藉此完成国族内的少数民族分类、识别，而且这些学术典范在近二、三十年来又是如何受到新学术风潮（如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风）的冲击，以及我们应如何面对这些新的学术风潮。 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主要是在羌族方面，除此之外，我对西南各少数民族缺乏田野研究。因此以下特别是有关云、贵各地族群的分析，我所依据的大多是文献资料--包括本地人所书与传统汉文献--两者所涉及的地域与族群都有其局限性。因此，以下我所描述的中国西南人群的族群特质，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西南各地方族群，而是随着我所引用的文献有特定的时、空、人群指称范围。 一、民族化前夕西南各非汉人群之族群性中国西南地区以云贵高原为主，另包括湖南西南与广西西部的山地丘陵，以及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高山纵谷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变是其特色。千百年来人类便在此多元的环境中，以各种混合生计手段来利用不同的自然环境区位，以获取生活资源。为了利用、保护与共享资源，人们也以血缘或拟血缘关系凝聚为种种群体，如家庭、家族、共祖之部落或村落、同源之族落等等，这都是广义之“族群”。在民族化之前（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西南地区各非汉族群之族群性自然是相当多元且各具特色。本文以下所描述的，只是一些在西南民族中常见的族群特质。 首先，由于自然环境之多元区分，也使得共有、分享与竞争这些环境资源的人类在族群认同上极端分化。人类的族群区分常以身体符号来表达。在体质无明显差异的人群间，人们常以文化来创造、改变身体特征，如文身、拔牙、穿鼻与拉大耳垂等等，更普遍的是以服饰、发饰作为身体的延伸，以表达族群认同及与他族群间的区分。在西南地区，各区域人群在体质上差异不大，或根本无差别，因此人们常以服饰、发饰来创造“我族身体”，并藉以区分我族与他族。这样的族群现象在本地或已有很长的历史。西汉早期司马迁在《史记》中，便以发饰、生计等来区分各个西南夷族群。更早，滇王墓出土的一件铜器上有成组之人物形象，可能为向滇王进贡的各方人群，人物造型上也强调其发饰、服饰区分[1]。《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称，被视为“盘瓠子孙”的湘西武陵蛮，“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班兰，语言侏离。”[2]此段文字所称的“衣裳班兰”，显示各族群竞相藉由衣裳所雕饰的“身体”来夸显本族群之认同，以及与“他者”间的区分。“语言侏离”更表现各族群间由于缺乏沟通而造成的语言差异。 汉人观察到这个族群现象，于是也以服饰来区分西南各“苗”、“蛮”族群。如《黔苗图说》中所载的狗耳龙家、马蹬龙家、大头龙家、剪头纥狫、锅圈纥狫等等，便是外来者以本地人的发式来识别、区分他们，并为之命名。贵州汉人常称的红毡苗、花苗、青苗等，则是以服饰为名来区分本地各族群。明代之《大明一统志》称苗有13种；清代《黔书》称苗有29种；《贵州通志》载有苗80多种。民国后之学者，曾根据服饰调查而认为苗有100余种。无论如何，这都是外来者的观察所见。此与本土知识--如本地人认为那些人与我们的发式、服饰相同--所建立的族群认同与区分不尽相同。然而所谓的本土知识，由于汉化及其它因素影响，在一村落或一小地域之村落群中人们也不一定有共同的看法。由近代苗族的例子可知，无论是从客观服饰特征，或土著的主观认同，几乎不可能论断此一人群内部有多少族群。无论如何，古文献所见西南人群多元分化的服饰、发式传统，以及相关的族群区分体系，与近代西南民族中各族系区分及其服饰表征十分相似。在一些人口众多、地理分布广的西南民族，如苗族、彝族、傣族等之内部，各区域支系族群皆有其本地服饰、发式特色，各有其多元的族群自我称谓，与彼此难藉以沟通的语言，显示民族内各族群之区分仍然非常重要。显然，早在华夏最初接触到本地族群之秦汉时期，情况已是如此。 如此之多元族群并存之情境，在族群关系上各族群既有合作、区分，也有竞争、对抗，表现在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常见的“弟兄祖先故事”之中。“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述说本地历史的模式化叙事。就像我们所知的“民族史”一样，这样的历史记忆也规范当前的族群关系。我曾在岷江上游许多羌、藏族村寨人群间采集此种说明本地人来源的“历史”。以松潘埃期沟为例，这条小沟中有三个寨子，当地人认为这三个寨子民众之来源为：从前这儿没有人，三个弟兄到这儿来，分别到三个地方建寨，他们就是三个寨子的始祖。埃期沟中三个寨子的人群又与邻近各沟之主要村寨人群有往来关系，当说起所有邻近各沟村寨人群的共同起源时，他们又称从前有九个弟兄到这儿来，三个弟兄来到埃期，另外六个弟兄分别到邻近各沟建立自己的寨子。我称产生此种模式化历史记忆的社会文化意识为一种“弟兄祖先历史心性”⑤。在西南地区流传最久的一则故事--女子沙壹与龙生了十子，此十弟兄成为各人群祖先的故事--便是“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下的“弟兄祖先历史”。近代西南各少数民族也常以这样的故事（历史），来述说他们与汉人以及邻近民族间的祖源关系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