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晚清，“经济”一词仍沿用其古典义。曾国藩主张在传统学术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这里的经济，即指经邦济国的实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贵州学政严修请设“洞达中外时务”人才的科目，得旨允行，遂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经济特科”，以策论试时事，其“经济”仍指经邦济国。当然，古义的“经济”也包含国家财政义，如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卷七论及万历年间司礼秉笔太监陈矩，“是以有志经济，每留心国家岁计出入。”而留心国家岁计出入，仍是关注经邦济国的一部分。
晚清入华的新教传教士也在传统含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如林乐知1875年9月开始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的《中西关系略论》中，便有“尧舜禹汤之经济”一类句式；《万国公报》上刊载的隐名氏的《关爱中华三书》，有“中华多经济之才”句式，其“经济”皆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
“经国济民”义的“经济”一词很早便传入日本，德川时代以“经济”命名的书籍不少，如太宰春台（1680-1747）的《经济录》、海保青陵的《经济谈》、佐藤信渊（1769-1851）的《经济要录》等。其间“经济”皆不出“经国济民”之外。兰学家本多利明（1744-1821）所著《经世秘策》，其“经世”一词仍取古汉语义“经邦济世”。
（二）Economy内蕴的演变、定型及汉字译名的多歧
“经济”转义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成为国民生产、分配、消费的总称，又兼有节约、合算之意，始于近代日本人以它充作英语economy的译词。economy一词从希腊文οικουομικοδ演变而来，西元前4世纪，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著《经济论》（οικουομικοδ），其中希腊文οικου作家庭（家族）解，υομοδ原意为法律或支配，二者组合，意谓“家族管理”。这便是西方文化中“经济”一词的始源。至近代，economy具有经济和经济学两重含义，19世纪英语国度有人提出，经济学加ics词尾。而作为学科名称的economics（经济学），其前身是法国早期重商主义者蒙特克里田1615年出版的PoliticalEconomy一书，可意译为“政治经济学”，谓其所论已超出家庭生活、家族管理范围，而广涉社会治理、国计民生问题，包含政治内容。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穆勒、马尔萨斯等都采用此一词语，如李嘉图1817年发表代表作，书名即《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马克思写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也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由于西语economy有兼容政治的趋向，日本人在寻求其汉字译词时，挑选了“经邦济国”义的“经济”。文久二年（1862）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典》，首次将economist译作“经济家”，将politicaleconomy译作“经济学”。稍晚，旅日美国传教士黑本（J.C.Hepburn1815-1911）庆应三年（1867）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用“经济”对译economy。同一年，日本学者神田孝平（1830-1898）翻译英国义里士著OutlinesofSocialEconomy（1850年刊行），用《经济小学》之名出版，也以“经济”对译economy，并在序文中介绍，西方政科分为七门，其第七门为“经济学”。堀达之助等编纂的《英和对译辞书》将economies译作“经济学”。福泽谕吉1868年在庆应义塾讲授美国弗兰西斯？威兰德的经济学说，课程名称译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来福泽据此撰《经济全书》，给“经济学”下定义。福泽的弟子小幡笃次郎的译著《英氏经济论》更从多侧面界定“经济学”。明治六年（1873）林正明将福赛特夫人（1833-1884）的著作译为《经济学入门》，明治十年（1877）永田健助将同书译作《宝氏经济学》。自此，日本人普遍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脱离了中国古典词原意。日本经济史家山崎益吉说：
众所周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经国安民，是《大学》八条目之治国平天下论……近代以后，经济的真实意义被遗忘，单纯讲追求财物和合理性，而失去了本来面目。[2]
明确指出，今用“经济”一词已抛弃“经世济民”古典义。
中国最早的economy汉译，是京师同文馆19世纪60年代末设经济学课程，定名“富国策”，以英国人福塞特（H.Fawecett1833-1884）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为教材，1880年该书汉译本名《富国策》，由同文馆印行。英国新教传教士傅兰雅1885年翻译钱伯斯兄弟的PoliticalEconomy（可直译为《政治经济学》），定名为《佐治刍言》，“佐治”与“经国济世”同义；书中将“经济学”表述为“理财之律学”。1886年，入华英国新教传教士艾约瑟（1823-1905）将英国人杰文斯（W.S.Jevons1835-1882）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汉译，取名《富国养民策》出版，将经济学译为“富国养民学”。陈炽（1855-1900）1896年著《续富国策》。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学者和来华传教士曾用“富国策”、“计学”、“平准学”、“理财学”、“资生学”、“轻重学”、“生计学”翻译economy及economics。清朝学部审定，将其译名定作“富国学”。梁启超1896年开始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和“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目，如他该年在《时务报》刊发的文章说：“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此时梁氏并用“资生学、理财学、经济学”。1899年梁氏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称，“故其之争也……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将“经济”与“政治”对称，其“经济”已不是经邦济国之义了，他对此解释道：“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可见梁氏对日本人将economy译作经济，并不完全认同，而更推崇“资生”。1901年严复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撰《译事例言》，批评日本将economy译作经济，严复另译为“计学”，并说明理由：
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经济既嫌太廓，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3]
严氏还在1902年与梁启超的通信（载《新民丛报》第十二期）中论及“计学”一词的来源：“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陈昌绪也采用“计学”一词，将译作命名《计学平议》。
1902年梁启超编写一本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小册子，书名定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在严译“计学”的基础上，将经济学译为“生计学”。可见严氏、梁氏一直不愿认同“经济学”这一学科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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