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加快组织上拨乱反正的步伐
从1978年11月26日，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到198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为甘肃、河南、陕西等地区党组织被诬篾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中央先后发布了50余份文件，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建国以来及至建国前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具体分如下几类：一是为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平反。其中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刘少奇、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肖劲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周扬、夏衍、田汉、周小舟、杨献珍等数十名党和国家各部门负责人；还有翟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党的早期领导人。二是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宣布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各报刊、文件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一律平反，如：撤销所谓中联部“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推翻“四人帮”强加给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等等。三是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如为武汉“七二○事件”平反，为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平反，为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新内人党”、“内蒙古二月逆流”等一批错误案件平反，为有关人员落实政策。四是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知名人士平反，从1979年到1982年，陆续被平反的知名人士有翦伯赞、高崇民、吴晗、马寅初、曾昭伦、钱伟长、陶大镛、费孝通、黄药眠等数十人。此外，还对30年代、40年代的历史疑案如根据地肃反问题、党内肃托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和纠正。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82年底，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得以解脱。
2.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调整社会关系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6月，中组部、中宣部等六部联合拟订《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改右工作随即全面展开。由于方法得力，措施果断，工作进展十分迅猛。到1980年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人。改右工作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步骤之一和第一步，在党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关注和巨大反响。
1979年1月11日，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有关规定，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凡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出身的人，本人成份一律定为社员；地富出身的社员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也一律定为社员，享受同其它社员相同的待遇。这一决定调动了约2000万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1959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因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有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一律平反，本人和家属子女档案中的有关材料一律销毁。这一决定，使一大批党内外人士，尤其是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卸下了压在心头长达20年之久的右倾包袱，获得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解放。
1979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到1981年11月全国共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86万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劳动者成份。
此外，中共中央还对诸如高等学校的“反动学生案”、“三支两军”中犯错误的干部、上山下乡知青回城等问题采取妥善有效的处理办法，从而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
3.实现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从1979年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全国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转变。正如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把工作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在经济上，由于过去长时期在指导方针上急于求成，老是犯‘左’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对此，陈云、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建设上存在的困难，重新确立正确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切不可重复历史错误。1979年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讲话指出：过去“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应该检查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陈云说：不能认为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这次会议在经济建设上冲破了“左”的禁锢，开始实事求是地制定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并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1980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总结分析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贯彻中仍然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几年来，特别是这次会议上，“我们正确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的整个建设的部署安排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并反复强调，中国十亿人口，八亿是农民，要正确认识我国国情。陈云就此谈了14条意见，提出要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赵紫阳、李先念分别讲话，强调要完全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在实际工作中切实贯彻。紧接着，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了有进有退、有上有下的调整与改革，从根本上把经济建设引向了健康发展道路。新八字方针的卓有成效的贯彻，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根本转变，并在实际工作中开始纠正“左”倾错误。
教育、科技战线，为了迅速结束混乱局面，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1978年3月到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了教育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两个错误的估计，纠正党长期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观点和政策。同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各类具体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如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批转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关于加强职工教育的决定》等等。
文艺战线，随着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宣布全国文联和文艺协会正式重新工作。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终于恢复其指导地位，并重新得到正确解释和全面贯彻。1979年10月到11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要提倡文学艺术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和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邓小平的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文艺界开始扭转百花凋零、死气沉沉的局面，出现了万花争艳、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十年“文化大革命”，民主与法制被破坏得荡然无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为恢复和健全民主与法制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2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彭真为主任。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次就讨论通过了7个法律。9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出决定，被取消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重新设立，魏文伯任司法部部长。1980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彭真任书记，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由此全面展开。到1982年底，我国已颁布新的法律、法令和行政法规约300个，并有一大批具体法规正在制定之中，过去那种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变。
随着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全面胜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走入健康发展轨道。
4.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和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一方面全党全国人民冲破了“左”的禁锢和羁绊，解放了思想，焕发出热情和活力；但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仍然存在错误思想倾向。如有些人受“左”的影响太深，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甚至借口维护毛泽东思想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少数人打着拨乱反正的幌子，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出现了一股企图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如何有效地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倾向，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成了拨乱反正中最后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邓小平和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邓小平在多种场合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11月开始，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在谈到决议的指导思想时指出：“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决议》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7]通过历时两年多的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决议》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被一致通过。
《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并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纠正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观点。
通过历时近四年全面深入的拨乱反正，全党和广大人民放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了前进的目标，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伟大转变。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这一伟大转变中开始确立。这一转变为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一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这一转变也为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并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最终确立创造了条件。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上的高度成熟。
（二）开创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树立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
由于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干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50年代后期逐渐脱离中国实际，许多具体认识和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进入70年代末，中国社会主义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代的变化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现实挑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远见，启动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轮。他们不唯书，不拘泥于前人的个别结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历史条件和时代要求出发，开创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
1.改革从农业起步，取得重大的突破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突出肯定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做法，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安徽、四川两省，首先突破旧体制，大刀阔斧地开拓新道路。他们打破土地管理使用上的“禁区”、实行“分地到组，以产计分，统一分配”的责任制，在一些山区则进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试验，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短时期内，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安徽、四川农村改革的成功，全国各地纷纷彻底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力试行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实践。到1981年底，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的50%。一种“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合作经济新体制代替“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旧体制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农业体制改革成功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赢得了亿万农民的竭诚拥护。
2.城市经济改革试点，成效比较显著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城市改革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为目标，并要求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1979年6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具体领导城市经济改革工作。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在局部范围展开。四川、北京、天津、上海纷纷试点，在不长时间内收到显著成效。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采取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的方针，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与发展，推动改革的进程。与此同时，国务院体制改革办还抓了商业系统以建立多渠道、少环节、产销结合流通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试验。另外全国实行了“分灶吃饭”的新财政体制。在这些单项改革基础上，1981年10月，国务院决定在湖北沙市实行工业管理体制、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银行体制、商业体制、价格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科技体制和城市建设等十多个方面配套改革的试点，到党的十二大召开，城市经济改革已经迈开摸索新路子的步伐，给被十年“文化大革命”弄得近于崩溃的城市经济带来了新的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