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是冷战时期国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文选等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和一批传记、年谱、回忆录和访谈录（台湾也开放了部分新的档案材料）。90年代初，俄国发表了大量涉及苏中关系的回忆录和采访录，特别是解密了一批有关战后苏中关系问题的重要档案文献。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的披露和传播，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在中国、俄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批新材料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在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进行反思的氛围中，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角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各国研究者都注意摆脱某些偏见，避免某种陕隘政治观念的影响，把这段历史作为门学科进行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其次，由于大量档案和口述史料的出现，研究的重点也从一般性、综合性分析转向对更深层次的具体问题的探讨。
近几年来，中、俄、美等国学者利用中俄两国发表和解密的新的档案材料及口述史料，着重对战后中苏关系从1945年苏联政府将对华政策的重点逐步移向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对华关系的“转轨”，到1950年中苏大同盟的建立，再到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流血冲突，两国关系恶化达到顶点乃至走向大对抗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双方关系演变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这些最新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一、战后初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从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远东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则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此，斯大林当时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其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只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由此，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即苏联与未来新中国的关系，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大趋势迫使斯大林重新考虑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及其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苏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得以初步建立。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虽然某些涉及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尚未得到解决，但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还是确定了下来。随后，中国共产党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过，毛泽东为了体现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构筑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础，仍然决心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而，斯大林因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远东的根本利益之故，难以接受新中国的主张。这样，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对话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的战略目标，使中国与苏联不断协调各自的战略利益，解决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最终签订了新的条约，结成了新的战略同盟关系，为以后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中苏两国关系转轨时期的研究， 即从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到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重点在东北问题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薛衔天的《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一文〔1〕，以战后东北问题为核心，论述国共两党和苏、 美三国四方关系变化的组合及中苏关系的走向，认为战后东北是远东国际矛盾的焦点，是国共两党及苏联和美国争夺的战略基地。东北问题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构造的中苏美三国关系框架的支柱，而其如何解决则成为中苏关系的基础。战后中共抢先进入东北，打破了美苏对华关系的构架，而美苏两国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关系转化为对抗和争夺的关系，国共两党和美苏四方随即各自选择盟友，蒋介石投入美国的怀抱，中共与苏联则在东北结成盟友。1950年中苏莫斯科会谈，东北问题仍居核心地位，只是在交还大连港、移交中长铁路权利和财产、允诺旅顺口撤军等关键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才使中苏双方缔结了新的条约，将两国的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东北关系的发展是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此后中苏关系发展的基石，因而不少文章都利用新的史料，着重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作了新的阐述。不过，尽管作者们所利用的材料基本相同，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及论点也存在差异。例如，美国西南密苏里大学盛慕真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满洲的斗争》〔2〕一文认为， 抗战胜利伊始中共即迅速采取行动，抢先在满洲占领地盘，而苏联从一开始（1945年9 月）就支持中共抢占地盘，斯大林不仅鼓动毛泽东实施快速开进满洲的战略，而且还向中共提供了大量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使中共在满洲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斯大林很了解毛泽东在与美蒋竞赛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在美国明目张胆地支持国民党的同时，苏联也在暗中越来越强有力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斯大林屈从于华盛顿和重庆的外交压力而改变了他的满州政策时，毛泽东从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出发，自愿服从斯大林的政策，并一再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苏联政策的变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赖恩·默里《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一文〔3〕则指出， 苏联人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会有成功的开端，更不用说会有胜利的结局。新的档案材料表明，苏联试图限制中共对东北的军事渗透，竭力阻止中共接收满洲的主要城市沈阳。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对中共军队驻扎满洲持敌视态度。苏联人不仅迫使中共撤出满洲的城市，而且还在1945年11月断绝了与满洲共产党的所有联系。直至1948年5-6月苏共中央发布两项关于增加对满洲中共武装力量援助的军事命令之后，苏联才开始援助中共，同时还要警告中共不要急于发动全面统一中国的进攻行动。而此前的援助是很有限的，实质上是没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一文〔4〕， 从斯大林为维持以美苏为中心的远东国际体系，以其自身的战略利益为本考虑中国、中共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配合其外交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斯大林对东北政策的变化过程与中共中央处理对苏关系的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时期苏联与中共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表现的原因。
在苏联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中，还有一个热点问题，即苏联人是否曾劝告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对此问题，研究者也利用新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布赖恩·默里的文章指出，台湾国民党档案馆里的文献材料证实了下列观点：当1949初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全面胜利之时，苏联仍然主张以长江为界划分中国。国民党外交部关于苏驻华大使罗申在华外交活动的记载清楚地表明，罗申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人回忆录等材料中所说的米高扬的使命是相似的。作者认为，台湾档案馆里的苏联文件，不论其是假情报还是真文献，都说明莫斯科希望中国划江而治而使苏联不必冒与美国对抗的风险。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获胜并且归入苏联集团，苏联就有与美国发生对抗的危险。而在苏联看来，由于欧洲的冷战正在炽热地进行着，这种对抗对苏联来说是不利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安德列·列多夫斯基的文章《米高扬访华的秘密使命》〔5 〕则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有关米高扬此行的文件及其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们会谈的记录材料，一方面澄清关于米高扬曾劝说中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的说法；一方面论说苏联在中国东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援助和这种援助的巨大作用，以及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就中共政策的内容和前景问题，苏联以后对中共的军事、经济援助问题进行讨论的情况，否定关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微乎其微，斯大林干扰中国革命、不相信中共能战胜国民党，并且试图使中国划江而治等观点。此外，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首席参赞（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冈察洛夫、美国斯坦福大学约翰·刘易斯、薛理泰在他们合著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6〕一书中，通过分析1949年6月至8 月刘少奇访苏活动及其为与斯大林的会谈所准备的书面报告，评述了斯大林的全球战略对中苏双边关系的影响，指出在考虑对华政策问题时，斯大林如果认为苏联需要首先承担风险，就会立即采取强硬的不妥协的态度加以拒绝；如果中国人的想法与其战略设想相吻合，他便会采取热情的合作的态度予以支持。而中共方面为能与莫斯科结盟，依靠其帮助抹去中国对外关系中一切不平等的痕迹，准备付出暂时承认苏联利益的代价，同时以尽可能小的损失争取与莫斯科更加平等的关系。
二、朝鲜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1950年初，斯大林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丧失或即将丧失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在远东的权益，即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所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不能承受苏联失去远东基本利益这样一种压力，开始重新考虑苏联对远东的政策。莫斯科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而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方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公然出兵干涉，形势急剧恶化，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北朝鲜。而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和国际主义义务，也决心与世界头号强敌美国进行一番较量。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成为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因此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顾虑，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采取了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
朝鲜战争过去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中心问题。90年代初，苏联发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录，1994年俄国又解密了一批关于朝鲜战争的原苏联档案文献，从而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撰写的即将发表的《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一文，从中苏新条约的签订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产生重大影响的角度，分析了斯大林对解决朝鲜民族统一问题决策的前提、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提出了新的看法。文章认为中苏新条约的签订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远东的政策，以保证或维持苏联在该地区取得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一俄国历史上传统的战略目标。而其对远东新决策的动机主要在于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或中美关系的考虑。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还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以冷战形式与美国对抗，决不与之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非斯大林作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沈志华的另一篇文章《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7〕， 则在对比研究中俄两方面档案材料和有关回忆资料的基础上，重点评说中国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中苏领导人考虑这个问题时的不同出发点，对新中国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实施这一决策与中苏结盟的关系，中苏两国采取对策的异同，以及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对中苏同盟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做出了回答。文章指出，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要求，苏联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远东消耗和拖住美国。而中国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自身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要求。由此，中国出兵朝鲜一方面加强了中苏的联盟关系，一方面也为中苏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协调因素的发展留下了隐患。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奥德·韦斯塔的《中苏同盟与美国：战争、政策与理解（1950-1961）》一文〔8 〕，以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制度对立的视角评述史事，反映了西方学者的一种研究倾向。该文认为对于中苏联盟而言，与美国的冲突即是产生内聚力的要素，又是出现分歧的焦点。在朝鲜的反美战争加强了中苏联盟，但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时中苏双方对美政策的分歧又导致了这个联盟的分裂。由此可见，中苏友谊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种反美的联合，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出现在亚洲的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该文还提出，由于美国后来并未表明其进攻中国的意图和决心，从而使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威胁正在减弱，故此反对苏联与美国缓和的政策，这种对美政策的分歧致使中苏走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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