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面合作时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中苏两国缔结新约，特别是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双方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在经济、文化领域相互合作，关系得到平稳发展。由于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赫鲁晓夫上任后即开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提高驻华大使的级别，扩大对华援助规模，加强苏中在文化、科技领域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协作，在相互交往中尊重中方意见、照顾中方利益，并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益归还给中国。1956年5月，苏联政府又正式照会中国， 废除1950年中苏条约的《补充协定》，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两个“势力范围”，解决了斯大林时期的遗留问题，彻底消除了两国之间的不平等因素。这样，至5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全面发展。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中苏之间相当密切的经济合作，对新中国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双方在友好合作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分歧，也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对这一阶段苏联援华、中苏经济合作、军事合作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过去一般都是泛泛而谈，缺乏系统性。而今，这方面的研究与前一阶段和中苏走向分裂阶段的研究相比，依然比较薄弱。这也许是由于有关的材料尚嫌不足或系统性不够，抑或是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军事合作问题仍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敏感性，故而使该项研究尚未形成学术界关注的新的热点。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鲍里斯·库利克的《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2）》〔9〕一文， 利用大量中共领导人与苏联驻华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述评新中国建立后的国内形势，通过中国方面及时向苏联领导人通报情况的史事，反映此阶段中苏双方密切合作的情况。文章突出强调，没有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和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形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就远非是全面的。文章指出，抗战结束后苏联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给予支持和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继续给新中国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并派顾问，技术专家协助中国方面的工作；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苏联的援助意义更加重大等等。由此否定了中苏条约《补充协定》的不平等性的观点。从而得出结论：1949至1952年的苏中关系没有任何严重磨擦。文章同时也指出，由于苏方不了解中国革命特点所致的问题，隐藏着未来苏中分歧的胚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黛博拉·凯佩尔的文章《苏联的对华援助及民间合作》〔10〕，利用有关苏联顾问计划的官方档案材料及对30余位该项计划参与者的采访资料，从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的角度，为苏联顾问计划勾勒出一幅更为全面的图景，并对这项计划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做出新的评价。文章通过述评苏联顾问计划的规模、顾问的重要作用、苏联专家在华情况、苏联顾问与中方的关系及其冲突等问题，反映了以往中苏关系中为人所不知或少知的一个侧面。文章论析说，控制顾问计划的苏共中央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对其在华顾问进行管理，在事关中国自己国家发展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不让中国参与，过于注重自身安全问题，而对大多数苏联顾问工作的基本情况却毫不了解等倾向，作为主旋律贯穿在两国关系之中，并在1956年以后成为构成双方交往障碍的焦点。中苏友谊如同苏联的社会状况一样，无意中成了苏共中央错误的管理方法的牺牲品。美国马里兰大学张曙光《中苏经济合作的瓦解：从文化心理角度所做的解释》〔11〕一文，则着重在文化心理的视野中对中苏经济合作的衰落做出解释。文章论说的重点在于通过分析双方经济合作中的问题阐述中苏冲突的原因，指出这种冲突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其源于两国经济关系上的持续不断的磨擦，认为经济上的矛盾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而源于文化背景的心理因素、思维方式绝成了中国共产党对苏经济政策形成的核心，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以一种民族情感来处理外交事务，以对外部威胁的感知来调整应付对手的策略，这样，当赫鲁晓夫以“经济讹诈”来对抗北京的挑战时，中苏经济关系上的磨擦终于演变为国家关系上的分裂。
关于中苏军事合作问题，冷战时期，由于中苏双方都不愿将有关的材料公布于众，都对这项合作的历史保持沉默，故使学术界在研究中苏关系时，往往回避或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冷战结束后的今天，随俄国部分档案的解密，该项研究也较以前有所发展。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谢尔盖·冈恰连柯的文章《中苏分裂的军事因素》〔12〕，较详细地论述了苏中双方军事合作的背景、发展阶段、特殊军事领域中的合作、核能领域中的合作、苏对华军事技术援助在军事合作中的作用等问题，并分析了双方合作中的裂痕，认为军事因素是构成中苏关系破裂的基础。文章评论说，50年代苏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中的合作相当密切。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这项合作是双方受益的：苏联在东亚创建了一个具有工业实力的盟国，而中国则增强了自己的国防力量。作者还认为，当60年代初双方的军事合作终止时，中国已从中得到了很多东西，并未因此在军事上被困住。此外，还有一篇利用前苏联地方档案和地方报刊杂志研究赫鲁晓夫时期苏中关系对苏联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的文章--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塔玛拉·特罗雅科娃的《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远东与苏中关系》〔13〕。该文评说了苏联远东地区与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地区性交往情况，指出赫鲁晓夫执政后的解冻政策，对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发展及中苏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良好的机遇。50年代中至60年代初，尽管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受到各自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控制，但是苏中民间的直接交往却以互利的形式发展着。顺便说，对中俄地方档案的开掘及利用，目前还是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在材料选择上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待于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
四、中苏关系破裂时期及其研究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苏两党分别开始全面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50年代后期这种探索使两党在政治、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产生分歧，并且矛盾不断加深时，中苏两党关系逐渐从友好合作的巅峰走向低谷。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方面出现重大背离，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率先将两党的思想分歧引入国家关系，撤走技术专家、撕毁有关的两国经济合作协议，先行迈出了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第一步。中苏两国的边界纠纷也随之肇启。中苏两党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双方合作的基础发生根本性动摇，终于导致分裂局面的出现。至60年代末，所谓的中苏同盟早已名存实亡，随着珍宝岛边界流血冲突事件的发生，两国关系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国家关系的恶化达至顶点。战后的中苏关系由缔结同盟，共渡“蜜月”，至裂痕加深，进而走向了全面对抗。
中苏之间由两党关系恶化发展至国家关系破裂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战后中苏关系史的一个热点。不少文章从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和中苏边界冲突的缘起两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阶段的有关问题。关于中苏分裂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奎松的《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14〕和当代中国研究所李丹慧的《五十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演变》〔15〕两篇文章，都是着重从中苏两国领袖个人的思想认识活动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这个角度探讨问题，即强调了领袖个人的作用，又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避免了某些西方学者将个人凌驾于历史时代之上，以历史人物的个性推论历史事件的发生等偏颇和流弊。杨奎松的文章认为，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带有决定性，文章以毛泽东苏联观的变化原因剖析问题，以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念上的歧异，论述中苏关系的演变历程。根据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强调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的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认识使毛泽东从根本上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李丹慧的文章则认为，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1954至1960年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文章指出，这种探索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
此外，杨奎松和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陈兼合著的即将发表的《中国政治的变动与中苏同盟的兴衰》一文，着重从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论说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文章认为，毛泽东为迅速改变中国自身地位而发起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与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对中苏同盟关系造成了重大影响。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使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此后，斯大林通过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毛泽东形成的充分信任，促进中苏同盟进入蜜月时期。但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将党内、国内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切矛盾冲突都重新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与赫鲁晓夫的分歧越走越远，中苏两党围绕究竟谁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展开激烈争论，最终促使两党两国走上了对抗的道路。北京大学牛大勇撰写的即将发表的《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与中国50年代后期的政治发展》一文，则以中苏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影响的视角，论述了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是如何促使中共领导核心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走上“文化大革命”之路的。文章从新的角度认识“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起源，指出，反对美国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反应，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缘起的国际背景。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致使中苏关系更趋恶化。这即从一个方面排除了西方学者以浓厚的宫廷政治色彩述说这段历史的弊病。
目前，专门评说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那场意识形态领域公开大论战的文章尚不多见。中央党史研究室薛钰《对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16〕一文，提出了对这场论战中几个问题的重新认识。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文章认为，中共对苏联片面追求和平共处的批评起初还是正确的，态度也比较冷静。但公开论战后，中共的观点愈益激烈，把宣传和平共处上纲到反列宁主义的阶级投降政策的高度，异常强调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冲突，强调时代的革命潮流和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文章提出，中共异常强调了暴力革命，认为和平过渡实际上等于背叛革命。但时代的发展表明，和平的一手不应仅仅作为策略手段，而且应作为一种战略上的可能性来对待。解决国内政治矛盾的方法、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归根到底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探索。关于对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变化的评价问题，文章评说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高潮，其影响深远。而其后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则为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美国哈佛大学马克·克莱默的文章《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苏中关系的估计》〔17〕，分析介绍了1957年9 月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访华准备的有关中国背景材料的绝密报告。文章指出，该报告承认苏中双方交恶的起源可追溯至斯大林时代，强调了由苏共二十大和中国“双百运动”所引发的苏中双方各自的反思及批评对双边关系的不利影响，列举了苏中意识形态上的一系列分歧。文章认为该报告虽然对苏中关系的结论是积极的，并认为苏中冲突的全面爆发是可以避免的，但其报告内容本身已说明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已趋于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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