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概念史”的瑞哈德·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过去的未来--通向历史时间的意义论》(1979年)中讲到，西塞罗的名言“历史是人生的导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代表了将“历史”视为行为之监的观念，而这种历史认识在18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衍生出新的“历史”观念。其根源在於像法国革命、美国革命那样迥异於过去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使得联系着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纽带的崩溃。这种趋势的最直接体现即是德语中有关历史的表达方式的变化：
德语中作为外来语的Historie，其基本意义原指“就发生的事件进行报告或说明”，而另一种较特殊的意义则趋近於“历史学”。该词在18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急速地被Geschichte一词代替。1750年左右，出现了Historie向Geschichte的转换，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对文本进行统计学的计算加以验证。然而，Geschichte主要意味着某事件，即“自身参与的事件、来自外部的事件、行为的结果”。这个词表达的与其说是“说明事件”，更偏重於“参照事件”之意。①
近代发生的是个别事件，而德语的die Geschichte就是表达这种个别事件的复数形式(50/34)。但是，复数形式的die Geschichte被压缩成“集合的单数形式”了(51/34)。科塞雷克提及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的理念》(1784年)，同时就此变化作如下说明：
由作为个别事件的历史(Singulargeschichten)的总和构成的普遍史(Universalhistorie)演变成“世界史(Weltgeschichte)”之时，康德在寻找将散乱的行为的“拼凑”置换成理性的“体系”的手段。显然，正是集合的单数形的历史(Geschichte)使这种思考成为可能，这与它是世界史，或个人史无关。(53/34-35)
追求“复数的各别事件的总和”，换言之即是摆脱无序状态的“拼凑”而最终形成富有理性意味的“集合的单数形”之历史才是康德的目标。而这个超越了“个体史”的“世界史”究竟是怎样的呢？康德如是说：
我们从希腊史开始追寻历史--希腊以前的其他历史及同时代的历史并不消失，至少必须确认--吞并希腊国家的罗马民族的国家组织体的形成及其失败都受到了来自希腊的影响，而且进一步追寻罗马民族给予摧毁罗马国家组织的野蛮人的影响直至现在。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将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像插曲一样添加进来，如同其後受到希腊和罗马民族启蒙的民族所逐渐认识一样，那麽，我们或许会发现该大陆(有朝一日或许该大陆会将规则带给所有的大陆)国家体制有规则地得到改善的过程。
康德所说的“世界史”，指向了“人类完全之公民联合”②这一理性目的。惟其如此，它不是“拼凑”，而必须是理性的“体系”。科塞雷克认为“当作为集合的单数形的历史确立时(1760年至1770年间)，历史哲学这一概念也就登场了。”③康德式的“世界史”其理性与启蒙哲学表里一体。
但是，这种康德式的“世界史”，是否便是羽田正所批判的“欧洲中心史观”呢？因为它把不过是“插曲”的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不断地组合进来，希冀有朝一日欧洲大陆将给予所有大陆以法则。而羽田正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正是如此：
欧洲中心史观的立场是，将欧洲置於中心(前者)，认为是欧洲领导了世界史(後者)。
在世界史的理解与叙述中，尤其被当做问题的是後者。因为若站在这一立场，那麽创造世界史基本骨架的就只是地球上的一部分人而已，也就必然要接受中心与边缘这种二分法的世界观了。④
在羽田看来，“领导世界史”的“欧洲中心史观”在近年的全球史中仍有浓重的残余。⑤那麽，脱离了“欧洲中心史观”的所谓“新世界史”是什麽呢？其哲学基础是什麽呢？
首先，它不追求目的论。“我不认为，根据某种理论对世界的过去进行统一地整理和揭示，作为其结果，能实现大家都认可的唯一的世界史敍述。”⑥以此表述，规避了科塞雷克眼中的基於某种理念将复数的事件捆绑在一起的“集合的单数形”的“世界史”。这也许可以称之为复数形的Geschichte的复活吧。
因此，为了将复数的事件作为整体来看，就要将其看作是水平的相互联系的系列，而非垂直的形而上的敍述。德勒兹(Gilles Deleuze)将其表述为：历史是如同没有中心的块茎(rhizome)般的多重复合体，将时间轴水平切片，则会获得独立的内在性平面。而羽田正将之归纳为“描绘世界映射”、“不拘於时间系列史”、“意识横向联系的历史”。⑦
这让我想起武田泰淳的尝试。泰淳在其《司马迁--史记的世界》(1943年)中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了“世界并立现象的卓异”：
并非只有《本纪》充实了史记世界，这一事实只要读读《本纪》就能很好地理解，而随着进入《世家》，就会感同身受地了解世界并立现象的卓异。此处存在着与“本纪”统一现象的卓异度全然不同的又一个卓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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