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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2008:春节中的第二故乡(2)


    (二)当代中国人的家乡观念
    如果我们分析当代中国人的家乡观念,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亿万流动人口群体。始于1980年代的民工潮,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从流入地来看,他们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的长三角和广东珠三角地区。
    很巧合的是,如今国内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广东和福建,也曾经是劳动力的主要流出地。从1840年代起,这两个省份的底层农民,就开始离开家乡,到东南亚、欧洲、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化大潮中的廉价劳动力——华工,至今,华工的后代加上后来移居国外的中国人,也就是华侨华人,总人数已达4800万[3]。
    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身在异国的华工,既承受了繁重艰幸的苦力劳动,又受到了欧美等国家社会的歧视、压迫和排斥。作为中国的国民,他们并没受到晚清和民国政府的有效保护,而且由于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还一度背上了“逃民”、“汉奸”的骂名[4]。尽管如此,这些中国现代化早期的第一代国际移民仍然坚信,自己终有一日会叶落归根,回归故乡。后来的历史证明,无论他们有没有最终返回家乡和祖国,但他们都用实际行动推动了家乡和祖国的现代化。1978年以后,率先发展工业的侨乡广东,其第一批海外投资者中,就有当年背井离乡的苦力华工的后代。
    从1840年代起,日后成为长三角龙头、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开始迎来大批的国内移民,其中实力最强的是来自浙江的“宁波帮”,到1949年在上海的宁波人达10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实力雄厚的宁波帮,在上海展现了举世惊叹的经商天赋,为上海也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到了1980年代,为了改革开放,邓小平还发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像海外的华工一样,当初的宁波人到达刚刚开埠的上海之时,对家乡也怀有相同的信仰,因此,他们建立了强大的同乡会组织,千方百计地与家乡建立各种联系。至今,宁波市官方和上海、香港之间仍然建立了一些以同乡为纽带的组织团体。
    时运轮回,当年最早向国内国际输出劳工的地方——广东的广州、深圳、佛山,浙江的宁波、温州,福建的福州、厦门,1978年以后却成为了聚集全国各地农民工的地方。又巧合的是,当四川、贵州、云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这些亿万的农民工,在离开家乡之时,他们也抱有当年的华工、宁波帮以及先秦的孔子、屈原一样的信仰:总有一天,要叶落归根,回到老家。
    奇怪的是,尽管宁波人、广东人、福建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百多年以前离开家乡的同胞,已经定居在异国他乡,这是一个再也正常不过的事;而且,改革开放后又有数百万的宁波人、浙江人、福建人奔向国外。但是,他们面对后来者——全国各地的亿万农民工,却一致认为:这些外地人,总有一天,要叶落归根,回到老家。
    国家呢?也是这样认为的。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在《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一书中指出,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即使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地位完全确立,但当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还认为,农民工要回到老家,城市非久留之地[5]。由此,国家在法律上不但延续了1950年代的遣送制度,又特地在1980年代制订了暂住证制度。这两部法律是非常严酷的,之所以出台,其中一个原因,却来自于中国人所信仰了几千年的、温情的家乡观念。
    (三)回家与春节:大雪中的滞留
    对于身在异乡的中国人而言,回家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可以激励他们在外面努力奋斗,以期有一日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回家又是一种终极的精神信仰,中国人相信,无论在外面是历经苦难,还是享受荣华富贵,但终有一日,他们要告老还乡、叶落归根。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的农民工而言,他们虽然都认为自己要回家,可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永远地回到家乡,再也不用外出流浪,这是个未知数。
    不过,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农民工返乡的高潮,回家的主要时间表。在中国的各种民俗节日中,春节是第一大节日,它与中国人的家乡观念——尤其是回家观念有着本质联系,因为根据中国人的风俗信仰,春节——尤其是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一定要在自己家中,与家人一起度过。尽管农民工外出的主要目的,自认为或被认为是赚钱谋生,但在这一个传统节日面前,金钱要退居其次,有一句民谚可以为证:有钱无钱,回家过年。
    从1954年起,中国的铁道部开始有了关于春运的记录。据《人民日报》披露,1957年春运客运人数3100万人次,到了1980年是1亿多人次,1991年是8.5亿人次,1998年是18.23亿人次,2007年达到了22.545亿人次,是50前的72.7倍[6]。数据显示,从50年代至70年代,春运的大潮中,主要是“探亲流”;从70年代至80年代,多了一个“学生流”;从80年代开始,春节前后返乡和外出的“民工流”,后来居上,成为春运大潮中的大多数。
    在春运回家时,铁路和公路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1986年春节,由于农民工的出现,全国第一次出现了火车票“买票难”,从这一年起,一票难求便成为每一年春节期间交通部门和农民工们头痛不已的事情。
    在春节期间,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火车站、汽车站里都挤满了排队买票的人群,排队时间可长达十多个小时,有的人为了买票回家而干脆在车站广场上露宿。火车的超载现象长期存在,在上火车时,由于人太多,外面的人往往会在列车员的帮助下,爬窗上车。上车后,无论有座的,还是站着的,都无法动荡,连厕所里也挤满了人。汽车也同样可以严重超载到 200%至300%,由于中西部地区公路状况的恶劣,所以,农民工乘坐在拥挤不堪的汽车上,连续十多个甚至二三十个小时奔波在崎岖的公路上,其中的痛苦实在不堪。2010年,农民工出身的明星王宝强在其主演的电影《人在囧途》中,就将这种屈折和痛苦用喜剧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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