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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游移于边缘、边界的田野


    
    自20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便紧跟着西方显学之“道统”,习之务惟妙惟肖,仿之必维精维微。然而2003年以“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作为《羌在汉藏之间》一书的副标题,我并无意攀附一个流行的西方学术道统。事实上我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个有多元学术思想源头且尚未十分成熟的研究领域——它仍在向周遭伸展其触手,吸纳各个学科的精华,以铸成其完整体系。因此它充满了学术契机与活力,值得我们(不只是人类学者)以实际研究来充实及丰富它。
    藉文本探索“历史心性”
    我走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并非先经由熟读欧美历史人类学经典,而是从社会记忆、口述历史与族群认同等研究逐渐沉浸其间。1992年我完成哈佛博士论文,提出古代之“羌”是华夏心目中一个漂移的西部族群边缘概念。1994我短暂造访汶川羌族地区,即印证了以上看法——对当地人而言,典范羌族史与羌族认同都是自外习得的新事物。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解构”并不具有太大的学术意义,在现实上更可能带来社会扰动。于是从次年起,我由一些简单的问题开始进行羌族田野考察。这些问题包括:在羌族认同普及之前本地人的认同体系如何?他们以何种历史记忆来维系这样的认同体系?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与时代变迁下,羌族认同及相关历史知识被传入本地?这些,也就是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过去”如何影响及造成“现在”,以及“现在”如何创造“过去”。
    人类学常关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文化偏见,来认识另一社会文化人群?在历史人类学上的相关问题便是:如果对“历史”已有既定想法,我们如何能认识异文化中的“历史”?在田野中我突破此环节的灵感来自于布迪厄的习行理论(the theory of practice),特别是习行作为社会表征(representations)与社会本相(reality)之间的对应关系。人们述说本族群的起源历史,便是一种习行,也是一种社会表征,与之对应的社会本相便是其族群认同。人类族群认同蕴涵着两大因素——共同血缘与空间资源。为了共享与垄断资源,一群人凝聚在共同血缘(共祖)想象之下,这便是人类族群认同的本相。当我问羌族村寨居民:“这儿的人是咋个来的?”他们对我说一些本地族群来源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些“弟兄祖先故事”,也都蕴涵着血缘与空间资源两大因素。譬如人们说:从前有三个兄弟(血缘符号)到这儿来,他们分别到各地方(空间符号)建立自己的寨子,他们就是这三个寨子民众的祖先。这样的故事无论看来多么不可信,但它的确是人们所相信的“历史”。经常传述这样的“历史”,社会现实本相(如几个关系紧密的村寨社会)因而被强化。基于表征与本相(也是文本与情境)的对应关系,我用同一判准分析“历史”与“神话传说”,也因此认识羌族常说的那些“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本土观点下的“历史”。将口述或书写的历史视为社会表征或文本,以分析其所对应的社会本相或情境,这也是最初我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的途径。
    历史人类学者普遍认为各文化人群自有其对“过去”的理解、记忆与叙事法则或历史性(historicity),尝试以此探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及其变迁。在此方面,我从诠释学学者保罗·利科那儿得到更多启发——他说,historicity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创作历史,我们沉浸其间,我们也成为历史产物。以“弟兄祖先故事”为例,人们创作如此的历史,此历史记忆导引或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人们生活在此历史记忆所构筑的社会生活中,同时人们也由此历史记忆得其社会身份。我称产生相似“弟兄祖先故事”的社会文化心性为“历史心性”。不使用historicity一词是因为它过于抽象,而我所称的历史心性是具体可藉文本分析来作进一步探索的。
    采取移动、多元田野的考察方式
    在人类学者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通常为西方世界所陌生的偏远人群)的历史记忆模式(或历史性)都是特殊的——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社会之人类学田野传统,使得绝大多数学者视其研究对象社会都是“独特的”,或可被纳入某种结构化人类社会范畴(如母系社会、家屋社会等等)之中。此种在中文学术界俗称“蹲点”的人类学田野法则,曾让此学科对整体社会科学有很大的贡献。然而在历史人类学中此田野方法却有不足之处,或至少限制了此学科的发展。其原因是,历史变迁的遗痕常在广大空间人群间造成“差异”;移动的多点田野才能在人群社会差异中以及社会边缘中,见着“历史”与历史变迁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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