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帆]走进文化持有者的真实世界——对著名民间故事家谭振山20年追踪研究的田野感言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6:11:27 中国民俗学网 江帆 参加讨论
叙事作为一种口承文学样式，其基本特征是以人为载体进行传承和流动的。对民间叙事的研究离不开对其载体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积极携带者——讲述者的研究。民间讲述者由于彼此生存环境、经历、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文化、个人资质各异，在叙事活动中，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这一点很象解释人类学的代表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而，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1]从这一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每一位民间讲述者所展示的“文化之网”都是独特的，因此，我们在对讲述者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对其进行现象的、客观的、直观的意义的研究，即研究他们叙事的文本、类型、数量以及叙事风格、传承线路、听众反映等方面的特点；同时，还应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转向对非直观的、对讲述者的传承活动具有深层的制约与影响作用的某些相关因素的探讨。诸如：讲述者的知识构架对叙事文本具有怎样的作用与影响？讲述者是依据怎样的文化原则对文本进行重构的？叙事情境对文本有着怎样的作用与影响？作为区域性民间文化的代表人物，讲述者所展示的文本世界折射着该地域民众怎样的一些文化观念及文化心理等等。这里，笔者将以追踪研究20年之久的著名故事家谭振山为例，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工作方法谈点看法。 一、讲述者的知识构架对叙事文本的作用与影响 以往学术界对民间讲述者的关注，主要因于他们在文本传播中的作用，因而偏重对讲述者的传播功能、讲述活动影响以及特点展开调查与研究。如此的审视角度，容易造成这样的误解：似乎民间讲述者都是具有明确的文本传播意识，自觉地去传承文本的。事实并非如此，根据笔者多年来的田野现场经验，没有哪个讲述者讲故事是出于上述考虑的。人们之所以讲故事，往往出于另外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原因必定和他们自身的某种需求相关，讲故事也是他们自身的文化属性与文化个性的一种表演。笔者曾对辽宁境内彼此间生存环境、生活经历、精神信仰、价值取向不同；性别、年龄、文化、个人资质各异的众多讲述者进行过排查，并有意请他们讲述相同的故事类型，结果发现，同一个故事，往往由于讲述者知识构架不同，讲述时便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出现多种异文。也可以说，由于每一位讲述者的讲述都是以其特定的文化构架作内在支持的，才使叙事文本永远处于变化之中，难以固定。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剖析一下谭振山的知识构架对其讲述的故事文本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在对谭振山的多年调查中，我们注意到，与所有的讲述者一样，谭振山在讲故事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对文本进行某种重构或处理。诸如：根据个人的好恶强调或淡化故事的某一主题；对某些细节进行取舍与调整；将陌生的故事空间处理为他本人和听众熟悉并认同的空间；将故事中的人物转换成听众熟悉的当地人等等。当然，他对故事文本的这种重构是一般听众及来去匆匆的调查者无法察觉的，只有对其讲述活动进行长期跟踪，并将其讲述的文本与其他讲述者进行充分比较后才能发现。对谭振山的调查越深入，其叙事活动的这一特点也就越明晰。可以说，谭振山讲述的故事都是带有其个人文化观念的投射、经过其心灵滤透、具有某种文化印记的精神产品。谭振山的知识构架导致其对叙事文本的重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乡土家园观念的艺术升华 出身于农耕世家的谭振山，在其文化遗传中，早已埋植下了“恋乡情结”。他的前辈故事传承人不但向其传讲了大量生动的故事，他们的乡土观念与家园意识也对谭振山有着至深的影响。通过故事的承传，这种内化了的观念便成为他重构叙事文本的原则之一。谭振山讲述的许多故事都与他家乡一带的山水风物紧密关联，这些故事原有的模糊的空间设置都被他转换成了实在的现实生活空间，被赋予了丰富的艺术想象，进行了艺术升华。如在谭振山的叙事中，现居地太平庄东边拉塔湖畔的大塔，本是神人相助一夜之间修建起来的(拉塔湖的来历)；庄东南的水泡子也不是平白叫个二龙湾,湾里原是住着精灵的，善良的人曾经得到过精灵相赠的宝物(二龙湾的传说、老鼋报恩)；庄东3里外的石佛寺山非同寻常,早年间,山上不光藏有宝贝,还有狐仙显圣，附近村屯就有人家得到过狐仙的庇佑与施惠（石佛寺的来历、七星山黄金游沈阳、瘸三太爷的来历、老娄太太遇狐仙）；太平庄南10里的兴隆店，别看小地方不大，早年间，乾隆皇帝曾御驾亲临，连当地水泡子里的泥鳅都受过皇封（兴隆店的来历、泥鳅精受皇封）等等。可以说，对家园的痴迷与眷恋，是谭振山重构故事文本的文化心理基础。这种艺术提升的背后，隐含着农耕文化长期侵润下的民众对土地与家园的复杂情感，以及他们与之深刻的精神联系。 人与生态的相生相谐 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相生相谐，是谭振山对故事文本重构的又一原则。谭振山在讲述故事时，注重以生动的情节与场景向人们传递农耕民素有的那种朴素的生态观念和环境意识。在他的故事中，这一观念的教化往往演示为如下的情节：故事中的主人公对自己的同类、异类以及生态环境中的其他构成要素表现出种种怜惜、关爱和救助，因此，他或她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回报。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这类叙事数量颇多，形式多为童话故事。故事中，主人公行动的空间多为模糊的、不确切的，如某个村庄、某座山下、某条河边等等。童话故事在空间上的模糊性，使得情节的教化意义具有一定的泛同性，达到的多为一些泛泛的教育效果。然而，与这类童话故事在空间处理上有所不同，谭振山讲述的故事主人公的行动空间多是具体的、固定的，一般都定位在他的家乡附近，因而他讲述的这类童话也便带有了几分传说的味道。以《老鼋报恩》为例，这是一则精怪故事，表现的是爱护动物者得到好报，残害生灵者遭到惩罚这一题旨。谭振山将故事情节设置在他的家乡一带，故事从“杀生”与“放生”开始，引发出一系列离奇的情节，最终，两个人物得到了不同的回报和结局。这则故事系谭振山的家传故事，谭振山以及他的前辈传承人显然对这一文本进行了某种重构，刻意将叙事情节及人物的命运与家乡辽河的生态环境保护直接联系起来，使故事的教化功能有了具体的指向。 区域民风的勾描与品评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民间叙事本是人们的行为和思维在其所直观感知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人的行为和所处的时空背景相互作用，相互阐释，从而才产生叙事的意义。因此，叙事文本中展演的一定区域内的民众生活图景便体现为一种文化的行为体系，叙事空间也可以视为区域性“小传统”社会的缩影。 谭振山讲述的故事带有浓郁的中国北方区域文化特色。在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洞悉移居关外的农耕民是如何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情节几乎摄入了农耕生产的各个环节；可以了解到一代代的农耕民众是如何克勤克俭地操家度日的，故事画面几乎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场景；可以捕捉到弥漫于农耕社会的种种民间信仰及精神制约，领略到区域民众在这些信仰和制约面前，表现出的或庄严、或轻慢、或敬畏、或戏噱的复杂心态。由于这些故事寄托着农耕民众的精神期待，表达了他们理想的人生模式，涵盖了一方乡土的意识形态特点，因而也构成了区域民众用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解释学体系。 在谭振山讲述的故事中，人物和情节很少有与他所属的文化相隔的，或者说都带有农耕文化的属性。对于他不熟悉的，诸如表现沿海地区的渔业文化、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山区林地的狩猎文化的故事，在他的故事中绝少提到。以其故事中的人物来看，尽管职业不同，身份各异，但基本上都带有他所处的那个生存时空的印记，都是东北农耕民众非常熟悉的人物，最多的是和他一样的庄稼人，甚至就是他的村邻乡亲。在故事中，这些人物都以各自的人生角色构成一定的关系，在一个讲者和听众都熟悉并认同的空间，展演着北部中国乡间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宗族关系，圈层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其中有些故事不但深受听众的喜爱，而且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很高的审美价值，如《当“良心”》、《洞房认义女》、《蓝花宝参》、《老鼋抱恩》、《没手的媳妇》等。这些故事不但洋溢着浓郁的地方风情，表达了乡间民众的喜怒哀乐，抒发了他们对人生的种种期待和憧憬，同时，也为我们勾描出一方水土上民生百态各色人等的脸谱，揭示了人性的善恶美丑，表达了讲述者对此的率直品评。 值得提及的是，谭振山还讲述了一些只限于在乡间深宅内院成年人中隐秘传承的故事。这是一些猥亵及乱伦的故事，典型文本有《母子通奸》、《人狗通奸》、《公公耍掏耙》（东北乡间将公公对儿媳的不轨行为称作耍掏耙）、《媳妇劁婆婆》等。此前笔者曾有专文论及谭振山故事的传承线路，提到这类故事多系其伯父谭福臣讲述。[2]谭福臣是风水先生，这一特殊职业使他能以特殊的身份进入各家各户的深宅，听到一些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述的隐秘故事。虽然谭振山平时很少讲这类故事，但恰是这些故事，使我们得以窥见在乡间的日常生活中，确也存在着对传统文化通则的违例以及讲述者对此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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