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54 中国民俗学网 杨利慧 参加讨论
四、问题与误解 如上所述，在近30年的时间里，表演理论在中国学术的土壤里移植播种，并逐渐发展壮大，成果颇为丰硕。然而，其间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相关的深入探索依然较少，缺乏建立在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实践和反思成果，现有的研究彼此之间也缺乏对话，无法形成讨论并孕育出富有建设性的成果。 此外，对于表演理论还存在不少误解。其中一个误解是只有一种表演观，而鲍曼是其唯一的代表人物。其实，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表演理论的学者队伍庞大，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有戴尔·海姆斯、理查德·鲍曼、罗杰·亚伯拉罕(Roger Abrahams)和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等，而且不同的学者对于“表演”有不同的看法。[49]鲍曼自己曾以《美国民俗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表演”观》为题，在北京举办过一场讲座，认为在美国民俗学和人类学领域有两种最重要的表演观：第一种是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艺术的交流方式；第二种是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显著的事件，这一种视角和方法致力于“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的研究，其形成和发展的学术背景与第一种观念的学术史有所不同。[50]他在其他文章中还指出：在民俗学与人类学界，“表演”一词至少有三种有所重合又各有侧重的意义：第一，表演作为实践 (performance as practice), 也即表演作为处于特定情境的日常实践。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praxis)概念来的观点。其二，表演作为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 或用亚伯拉罕的命名，“扮演”(enactment)，这与象征人类学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等的理论密切相关。第三，表演作为口头诗学(poetics of oral performance)，作为处于特定情境中口头互动交流的艺术实践，鲍曼本人以及大部分运用表演理论的民俗学家都主要持第三种观点。[51]我个人更赞成“三种表演观”的说法，因为虽然第三种与第一种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但是在对象和分析框架上均有差异。目前国内对表演理论的介绍，绝大多数偏重于第三种表演观。不过，鲍曼认为这几者之间可以非常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在考察表演观时，形式、功能、意义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都是研究的核心。[52] 另一个误解是“表演”一定是舞台上的表演。 在表演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一个始终存在的困扰便是其中的“表演”一词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为“舞台上的表演”。为避免这样的误解，有学者建议将“表演理论”翻译为“演述理论”。[53]这一考虑的确有合理之处，因为“表演”一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点早已为不少研究者指出。彭牧曾经援引对亚伯拉罕的访谈，指出以“表演”为关键词的研究有源自“表演”一词本身的局限。英语的performance与汉语“表演”一词类似，都有一种非真实的、想象的、与剧场效果相关的含义。这种艺术方面的侧重自然使表演理论的研究框架对民俗的艺术性格外强调，即所谓“艺术性的交流”，但也就可能忽视了某一文化其他方面的知识，如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等，而这些方面其实恰恰是特定情境中的“艺术性交流”的深层基础。更进一步的，民俗学者强调的“艺术性”或非真实性却不一定得到当地人的认同。对当地人来说，他们不觉得他们是在“表演”，对他们来说那完全是真的。因此，亚伯拉罕试图用“扮演”(enactment)来替代“表演”(performance)，因为 “扮演”是个较为中性的词，不像“表演”也是日常语汇。但他觉得自己并不太成功。[54] 我认为在迄今中文译介中所用的“展演”、“表演”以及“演述”等译法中，“展演”一词最好，因为相关的论述中的确非常强调“展示”(display)和扮演 (enactment)，但是鉴于“表演理论”一词已经为学界广泛接受，而且与英文原义基本相符，所以可援例使用。与“演述理论”相比，“表演理论”的译法更好一些。这首先因为，“performance”具有多重含义，以三种表演观而言，“演述”一词也许只适用于第三种，而就第一、第二种而言，“演述”一词显然有些狭窄。其次，民俗学界对“表演”的关注并不是孤立的，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表演”便由日常词汇转变为社会理论研究的新视角，社会学、人类学及民俗学均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因此，民俗学界的“表演”话语实际上是社会科学领域有关“戏剧”和“表演”的话语的一部分。[55] 再次，“表演”一词不必凿实地理解为物质实体式的舞台，它可以在象征、比喻和心理的意义上使用。鲍曼在《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曾经援引过一位非洲裔的演奏(或演唱)布鲁斯音乐(或歌曲)的艺人小塞米•戴维斯(Sammy Davis, Jr.)的表述：“只要早上一迈出家门，我就上场表演了，爸爸，我就上场表演了。”[56]这里说的“上场表演”，显然是在心理和象征层面进行的，是主体感觉中的舞台。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鲍曼提出：“表演存在于表演者对观众承担展示(display)自己交流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责任……在这类艺术表演的交流互换过程中，正发生着某种事情，它对听众表明：‘要用特殊的理解来阐释我所说的话，不要只依据字面的意思去理解。’”[57]在这一点上，鲍曼受到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表演观”的影响。[58]所以，只要约定俗成，“表演理论”还是能够避免与实体舞台相关联的误解，正如我们如今接受“母题”，而不必再联想到“子题”一样。[59] 作为当代世界民俗学领域最富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之一，表演理论的诸多学术主张和研究模式不仅已融入民俗学的基本理念之中，成为目前和未来学术创造的基础，而且还广泛影响到了人类学(尤其是语言人类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宗教研究、音乐、戏剧、话语研究(discourse studies)、区域研究、讲演与大众传媒等诸多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因此，加强对它的充分理解、本土化实践和反思,对推动该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民俗学自身的建设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曾经告诫说：在民俗学者对某种观点和说法予以接受时，通常会有两种简单化(Einfach)的倾向——一是直接了当不加思索地、没有任何批评和反思地全盘接受；二是以一种把对象简单化、简约为与自己所预期的结果相符合的方式去接受，而这两种倾向均应避免。[60]在理解、借鉴表演理论并加以本土化实践的过程中，这一告诫显然同样适用。 (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75 ) 注释： [1] 据笔者有限的目力所及，除本文将重点提及的多篇著述外，中国学人有关表演理论的运用和评论性著述尚有许多，例如容世诚：《戏曲人类学初探》，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蒋斌：《口述历史的舞台》，“文化展演的人类学研讨会”会议，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台北南港，1997年6月6-7日；李亦园：《民间文学的人类学研究》，《民族艺术》1998年第3期；黄向春：《自由交流与学科重建》，见叶舒宪编：《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胡台丽：《文化真实与展演：赛夏、排湾经验》，节选自《文化展演与台湾原住民》，台北，联经出版社，2003年；韦晓娟：《民间口承故事的表演性研究》，《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夏洁：《苏州评弹“表”的本质与分类——从鲍曼口语表演理论出发》，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李竟：《再论苏州评弹的“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左宁、胡鸿保：《“表演”的跨学科比较——试析戈夫曼、特纳及鲍曼的表演观》，《贵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段静：《民俗学表演理论核心概念探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等。 [2] 例如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刘守华、陈建宪主编：《民间文学教程》(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杨利慧：《神话与神话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等。 [3]阎云翔：《民间故事的表演性》，《民间文学》1985年第7期。 [4]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蒋斌：《口述历史的舞台》，“文化展演的人类学研讨会”会议，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台北南港，1997年6月6-7日；李亦园：《民间文学的人类学研究》，《民族艺术》1998年第3期；黄向春：《自由交流与学科重建》，见叶舒宪编：《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江帆：《口承故事的“表演”空间分析——以辽宁讲述者为对象》，《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该文后经较大补充，收入作者所著《民间口承叙事论》中；柯杨：《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兼论洮岷花儿对唱中的环境因素》，《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6] 拙文：《新时期我国民俗学复兴的社会背景》，见中国民俗学会编：《中国民俗学研究》(第一辑)，29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 [7]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74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8] 段宝林：《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5期，此见段宝林：《立体文学论——民间文学新论》，1-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9] 原文发表于1991年的《河北日报》上，此见段宝林：《立体文学论——民间文学新论》，23页。 [10] 有关民族志诗学的更多介绍，可参看杨利慧、安德明：《美国当代民俗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下)，商务出版社，2006年，第595-63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