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迪]图腾、族群和神话──涂尔干图腾理论述评(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00 中国民族文学网 刘宗迪 参加讨论
二 涂尔干的图腾说虽较之此前的各种理论更好地解决了图腾制度的起源、实质、功能和文化效应等问题，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他的图腾理论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缺憾，这就是，无论他如何重视图腾对于氏族社会的重要作用，无论他如何强调图腾制度在宗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当他把图腾视为氏族的标志时，当他问：“导致氏族要选择一个标记的原因是什么？”（301）时，就已经不言而喻地认定，图腾仅仅是对一个现成的氏族的命名，也就是说，先有一个现成存在的氏族，然后这个氏族才为自己选择一个事物作为图腾，氏族是先于图腾而存在的现成实体。氏族的存在先于图腾。 氏族先于图腾，这一见识，不仅是涂尔干而且也是所有谈论图腾起源问题的学者所默认的前提。这难道会有问题吗？当然只有先有了氏族才有必要对氏族进行命名，才会有图腾，正如只有生了孩子才有必要给孩子起名字。这不是一种尽人皆知的常识吗？命名是对现成之物的命名，或者说，所指先于能指而存在，这似乎是家喻户晓的常识，但这一常识却遭到了诸如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的彻底颠覆。 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就是对传统的能指－所指关系的批判和颠覆。这一哲学流派认为，流俗所谓所指先于能指、符号先于指称物的见识，纯粹是源于“在场形而上学”的偏见，实际上，所指并不能独立于能指而存在，能指并非仅仅是对现成存在物的被动命名，相反，所指也依赖于能指，能指能够“无中生有”地造就所指，使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事物从虚无之中涌现出来，凝聚成型，成为活生生的存在物，“语言不仅反映实在，而且还建构实在。”［3］由这一理论出发，我们会获得对图腾与氏族的关系的全新理解。 图腾是氏族社会的标志，图腾与氏族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形态学的意义上，图腾只是对现成的氏族的命名，然而，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毋宁说，氏族这个所指恰恰是图腾这个能指缔造的，离开图腾这个能指，氏族这个所指就无从存在，后结构主义的能指－所指关系在这里得以典型的体现。 一个氏族是由个体组成的，这些不同的个体要能凝聚为一个族群，首先要有族群认同的依据，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氏族的，没有族群认同标志的个体就不可能有族群认同感，也就不可能凝聚为一个族群。这种族群成员赖以认同并凝聚成群的依据，必须是具体可感、稳定可据的象征，而这不是别的，就是图腾。因此，归根结底，正是图腾，作为族群认同的依据，才在原本相互疏远的个体之间建立了认同感，才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同类，从而结合为一个氏族。并非先有了业已成立的氏族，然后这个氏族成员才约定选择一种事物作为自己的标志或曰图腾，图腾并非粘贴在现成的氏族的身上的附加物或标签。毋宁说，图腾的确立与氏族的建立是同时进行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个体逐渐凝聚成族的过程中，他们的族类认同感也随之产生，并在特定的标志物上得到体现和寄托，当一个人类族群从原始洪荒中脱身而出之际，作为这个族群之标志和纽带的图腾形象也随之在纷纭物象中判然可辨了。氏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图腾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一历史过程，参与了氏族的缔造和维持。正如没有能指，就谈不上所指，没有符号，就无从蕴藏意义，没有语言，就无从呈现和敞开世界，同样，没有图腾，也就无从确立氏族。 明乎此，我们就应到氏族形成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求图腾创生的踪迹。 涂尔干本人就差一点捕捉到这一踪迹，可惜他对之视而不见，失之交臂。涂尔干在论述澳洲人周期性聚会对激发集体情感凝聚氏族社会的作用时说：“澳洲社会是在两个不同的周期中交替度过的。”其一是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分头行动，各自以家庭为单位寻求食物谋生；其二是在一年一度的节日里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月的集体狂欢，正是在这种集体狂欢活动中，平时零落四散的人们才汇集一起，欢聚一堂，因长期疏离而淡漠了的族类认同感得以恢复，因经年不相往来而近于瓦解的氏族社会得以重建。 在集体狂欢中的人们调动各种手段表达其集体认同感，这些手段在表达了这种感情的同时自然也成了它的象征。沉浸于狂欢中的人们，不仅如上所说用歌舞等表演手段表达这种情感，而且也必定用化装、文身、面具、饰物等美术手段进行表现，这些美术手段和歌舞有相同的表现目的，都是为了渲染集体狂欢的情感氛围，不同的是，歌舞是动态的表现，当曲终人散，原本蕴含于其中的集体情感也烟消云散，歌舞不可能成为在集体狂欢中酿酝而成的族类同情心的永久性载体或象征，但美术作为静态的表现手段，却能够使其所蕴含的意味弥久永存，即使聚会收场，人群散去，聚会时的装饰物却得以保留，它是集体聚会的纪念物，是族类情感的寄托，因此自然就成了氏族社会共同体的象征或标志，这不是别的，就是所谓图腾。［4］ 聚会狂欢是图腾的涌现之所，同时也是氏族这种最初的人类共同体的诞生之地。氏族作为人类共同体，并非天生就存在的，而是原本疏离的个体联合而成的，联合只有通过人际交往才能实现，而聚会就是最直接最亲切的交往途径。聚会为人们提供了交往之所，交往使人们凝聚成群，这就等于说，人类共同体──最初的人类共同体就是氏族──乃是在聚会活动中凝聚而成的。因此，图腾和氏族，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图腾是这一进程的符号产物，而氏族则是这一进程的制度后果，两者相伴而生，因此就难分难解。离开氏族这一社会基础，图腾就毫无意义，而没有图腾，氏族也就丧失了自我确认的依据。由此可见，一个氏族以何物为图腾，并非是氏族成员任意约定的结果，也不是部落议会的协商安排，而是历史自然演进的产物。 总之，与其说图腾是对既成的族群的象征，毋宁说它更是族群赖以成立和存在的基础。而两者都以集体狂欢活动为存在的渊源。把族群视为既定的共时性事实，从而对其历史渊源置而不问，这是包括涂尔干在内的现代人类学诸流派在实证主义影响下的共同倾向。［5］将族群及其制度视为既成事实，有助于对之进行客观的系统的科学分析，但是，却也限制了学者的历史视野，从而阻塞了其对文化制度的历史渊源的追问。正是在此背景下，后结构主义思潮对人类学的价值得以突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