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文]树立学术批评的科学意识——就《老粗优越意识》一文与李四成先生商榷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41 陈金文的个人空间 陈金文 参加讨论
内容摘要：李四成于2 004年在《伊犁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民间文学创作中的群体审美意识》一文，批评拙作《老粗优越意识》。本人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欢迎各位学界同仁对本人文章或学术观点的批评、指正，但学术批评应该遵循客观、科学的原则。就此而言，李四成对本人《老粗优越意识》一文的批评是本人所不能接受的。在李四成的批评文章中，存在着多种问题，如，以政治批判话语代替学术批评话语；在说理的过程中把个别、特殊现象作为一般或普遍现象；将自己的治学思路强加于他人，等等。总之，《民间文学创作中的群体审美意识》一文不是一篇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争鸣文章，李四成也很可能不具备科学的学术批评意识。 关键词：学术批评；争鸣导向；实事求是 本人于2001年在《民俗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随笔――《老粗优越意识》[1][①]。该文通过一些贬低读书人、肯定老粗的民间故事，指出在我国民间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老粗”优越意识，即轻视知识、轻视文化，以老粗为荣，文人无用的老粗优越观念。并就此指出，只有发展教育，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才能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老粗与现代化无缘，老粗优越意识的流毒必须肃清！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李四成先生的关注，他于2004年在《伊犁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批评拙作的文章──《民间文学创作中的群体审美意识》。[2][②]对任何人的任何学术观点，人们都享有自主探讨与论争的权利，既有发表个人学术见解的自由，也有质疑他人的自由，当然还有自我辩护的自由。通过这样的争鸣，才可促进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的学者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作为学界普通的一员，本人自然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欢迎各位学界同仁对本人的文章或学术观点给予批评、指正，但是，我们也清楚，学术批评应该遵循客观、科学的原则。就此而言，李四成对本人《老粗优越意识》一文的批评是本人所不能接受的。 首先，李四成在其批评文章中，存在着以政治批判话语代替学术批评话语的倾向。李四成在其文章开端就给本人扣上了一顶不小的帽子，他批评本人的文章说：“该文所持的观点及所产生的影响是贯彻党和政府‘三农’政策中的一种不和谐的音符”。李四成以为本人《老粗优越意识》一文的首要错误就是给党和政府的“三农”政策唱反调。我不明白李四成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或许他以为我批评“老粗”优越意识就是批评农民，批评农民就是轻视农民，轻视农民就是给党的“三农”政策唱反调。不讲李四成的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即便本人文章真有什么和“三农”政策不合拍的地方，我认为这也不应该成为李四成否定本人观点的理由。科学的学术研究尊重的是事实，追求的是真理，学术研究虽应该尽可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却不应该就此就狭隘地认为学术研究一定要配合当前的政策或形势。李四成在这里使用的批评话语显然不妥，客气地说这是以政治批判话语代替学术批评话语，不客气地说这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在学术批评中的反映! 李四成不仅在批评话语上存在着不当，而且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本人的《老粗优越意识》一文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探讨民间故事中蕴涵的民俗意识。民间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俗意识，这是李四成本人也承认的。他在其文章中说：“民间文学不仅仅是广大民众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象反映，同时也是民众集体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当然，民众传统中的民俗意识也必然会融入其中。”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民间故事中包含着“民俗意识”，但他却又如此批评本人对民间故事中包含的民俗意识的研究：“以个体需要、个体尺度取代群体、社会需要和尺度，来评价文本的群体或社会价值，以个体评价为中心，欲使群体评价、社会评价服从于个体评价”。李的批评让我感到一头雾水，说实在的，我真的没弄明白李氏话从何来，但我知道，任何“社会需要”都要通过“个体需要”来体现；而任何“社会评价”也必然首先要表现为“个体评价”。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社会评价与个体评价之间自然存在着矛盾和区别，但也存在着联系和同一。学术研究活动既是一种个体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但它必定首先是一种个体活动。同样，笔者在论文中对我国民间故事中民俗意识的批评也只能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 李四成在说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把个别、特殊现象作为一般或普遍现象的错误。他列举出女研究生被人贩子拐骗的报道，大学生被骗参加传销的消息，研究生毕业后又去读职大的新闻，以此肯定“书呆子”型故事存在的现实依据，并以此肯定该类故事“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审美价值”，否定本人对这类故事中反映的老粗优越意识批评的合理性。我们不否认文化人当中确实存在个别低能者，报纸上也常有一些相关报道，譬如工程师画不出图纸，只好去做清洁工；名校博士不思进取，沿街乞讨做乞丐；有的大学生连生活也不能自理，要有母亲陪读照顾穿衣、吃饭。但是，这样的现象是少而又少，正是因为少，才成了新闻，如果多了也就不能成为新闻。李四成却把这种偶然现象作为论据，证明“书呆子型”故事存在的现实意义，否定本人对此类故事包含的“老粗”优越的民俗心理批评的合理性，岂不是把偶然当作了必然，把个别当作了一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