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谈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57 《东方早报》2016年3月13日 施爱东 黄晓峰 参加讨论
在网络时代，微博、微信极度发达，我们的第一感觉是，这更助长了谣言的传播，但另一方面来看，是不是辟谣也更方便了？ 施爱东：是的。对谣言传播来说，信息技术就是一面双刃剑，一方面助长了谣言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加快了辟谣的速度。所以，有学者就此提出了“对冲谣言”的概念，认为网络本身具有自净化功能，比如，当一个重大的虚假新闻出现时，总是会有知情者，他们一样可以提供自己所知道的真相；当真相扑朔迷离时，网友会自发、主动地探寻真相，在各种信息的交汇碰撞中，真理会越辩越明。理论上看，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它只适用于特定的、单个的谣言。 但事实上，谣言数量之多，传播速度之快，根本不是辟谣者所能跟得上、打得了的。从微博转发以及网帖的点击量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谣言和真相两种对立信息在传播速度和阅读量上的悬殊差距。中文网络上有一句流传甚广的俗语：“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造谣造到发神经，辟谣辟到手抽筋。”说的正是这种辟谣困局。 辟谣的前提是对谣言内容的核实，而谣言之所以成为谣言，恰恰是因其内容难以核实。局外人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核实一则“众人皆信你独疑”的谣言。尤其是政治谣言，普通民众不参与相关活动，所知信息极少，根本就没有办法核实及辟谣。 受传者不愿核实谣言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谣言核实成本过高；二是无关利益者缺乏核实谣言的动力；三是部分谣言本身没有核实的价值。至于微信好友、熟人社会之间，就更加不会去驳了朋友的面子，指摘其传谣了。 辟谣之所以被动，还在于谣言像游击队一样，具有不断游移的特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则北京地铁“人贩子下迷药拐卖妇女”谣言刚刚澄清，紧接着就出现了广州地铁“人贩子下迷药拐卖妇女”谣言，广州的谣言还在扩散之中，深圳地铁“人贩子下迷药拐卖妇女”谣言就已经出现了。俗话说“按下葫芦浮起瓢”，此一时此一地的谣言被澄清了，同一个谣言在彼一时彼一地又会冒将出来。点火容易灭火难，辟谣总是落在谣言的屁股后面，东颠西跑，疲于奔命。 传统的说法是“谣言止于智者”，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谣言倒逼真相”，您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施爱东：“谣言倒逼真相”是一条颇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谣言命题。这个命题迟至2011年才由一些新浪大V生产出来。其理论依据是卡普费雷“谣言是一种反权力”的观点。卡普费雷说：“谣言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谣言还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是无人邀请的自发性发言。” 从现有的案例来看，几乎所有的“倒逼论”都是针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治谣言或问责谣言。一些谣言之所以能够倒逼出真相，前提当然是有人掌握了真相，或者说真相被刻意隐瞒了，但最关键的倒逼机制，还与各级地方政府的“维稳心态”有关。对老百姓来说，对付这些“维稳”官员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劲把事情闹大，“围观就是力量”，如果能够把事情闹大到威胁官员乌纱帽的程度，也就意味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了。因此，所谓“谣言倒逼真相”，本质上就是通过把事情闹大来促使官方出面，使问题得到解决。 现实中，“谣言倒逼真相”确实有过不少成功案例，“表哥”杨达才案就是一例。但是，“倒逼论”只是畸形社会中的一个舆论怪胎，其伦理悖论是显而易见的。用造谣的方式来求取真相，本质上就是南辕北辙、叶公好龙，与那些谣言家所声称反对的，手上收着黑钱嘴上喊着廉政的贪官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说穿了，“倒逼论”只是用一种极左思想反抗另一种极左思想，以一种毁灭性的做法摧毁一个有缺点的社会。 造谣与诚信、协商、守约、尚德的现代公民精神背道而驰，“倒逼论”制造舆论暴力，妨碍行政和司法公正。从个人情绪上说，对那些我们迫切关心却得不到答案的问题，我也很愿意参与“谣言倒逼真相”运动中去，但从理性上看，我当然知道，如果从制度上承认了“倒逼论”的合法性，其结果必然导致谣言泛滥，诱发各种群体性事件，造成全社会的信任危机，最终造就一个互相攻讦的“互害型社会”。 “倒逼论”本质上是一种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的倡导，更不是社会改革的苦口良药。期望通过造谣、传谣来达到求取真相、改良社会的目的，无异于缘木求鱼、饮鸩止渴，让社会走进一个更加恶劣的死循环。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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