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仲一成谈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12 上海书评 2016-04-24 田仲一成 吴真 参加讨论
 1978年8月，田仲先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前。 在比您高三届的丸山昇先生撰写的回忆录里，我们也看到他对工藤先生的极高评价，说当时学习中文的学生都是“工藤教信徒”。 田仲一成：我就是工藤教信徒之一，法学专业课我反而马马虎虎对待。从早到晚跟随着工藤先生的中文课程，他开的所有课，我都去旁听。工藤先生在1960年代东大学生运动中受到学生的批判攻击，挨过困难的时期，定年退休未满一年就黯然逝世，但是他倾注了所有热情的授课，成功转化了三位法学部学生投身中国研究：传田章(原东京大学教授，《西厢记》版本研究专家)、沟口雄三(原东京大学教授，以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驰名)以及我。工藤先生门下的第一高足是和我同年级的户川芳郎(原东京大学教授、东方学会理事长)，是入学时就被挑选学习中文的工藤教五大弟子之一。还有就是桥本万太郎(原东京外语大学教授，以语言地理类型论著名)也是在工藤先生诱掖之下从法语专业转过来的。户川、桥本和我，就是同年级的工藤门生。 仓石武四郎与战后全新的中国文学研究 东京大学文学部的“中国语中国文学”学科是从什么时候设立的? 田仲一成：明治十年(1877年)东京大学创立的时候就有“和汉文学科”，后来和、汉两途分离，再从汉学科之中分离出史学。1904年汉学科再分为哲学、文学两个学科，但又历经分分合合，直到1948年才定型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科、中国哲学科。从1893年开始，汉学科就有三个教授讲座(讲席)，中国学界比较熟悉的盐谷温、服部宇之吉、仓石武四郎等大学者都曾担任这个讲座的教授。 仓石武四郎先生原来在京都大学任教，转到东京大学之后是否带来了不一样的学风? 田仲一成：仓石先生是盐谷温的高徒，本科毕业后转到京都大学学习，在那里得到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学者的考据学风熏陶，再加上仓石家本来是精通《左传》训诂的汉学世家，出色的研究让他在1939年被任命为京大教授，第二年又被东大聘为兼任教授。在战时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仓石先生往来于东京与京都之间，非常辛苦。1949年开始，仓石先生辞去京大讲席，专心在东大教书育人，也给东大输入了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比如要求学生不能满足于经文训解，而是要对文献进行更精密的分析。之前他的恩师盐谷温花了近三十年编撰了用传统汉学训读的《国译汉文大成》，仓石接任之后, 把这套已成雏形的丛书搁置于东大研究室之外。 战前的中文系课程一般以中国古典正统诗文的授课为主，从仓石先生开始，这种主流被颠覆了。他本来是训诂学、考证学的权威专家，但1930年之后兴趣似乎转向中国现代语与俗文学，编撰过许多中文初步课本。他主持东大中文学科，开设了持续四学期的“中国文学史”教程，主要采用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作为资料，青木正儿的《支那文学史》也是参考之一。1953年开始我旁听仓石先生一周两次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主要读敦煌目连变文、元杂剧、京本通俗小说，他每个星期发一篇本文与日文翻译给我们参考。仓石先生作为语言学者，对词曲的微妙表达很有感觉，当时许多宋词和元曲戏曲小说都没有日文翻译，先生就自己翻译一遍，拿到堂上跟学生讨论。 仓石先生的授课重视中国俗文学，是否受到时势影响?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等中国文学研究重镇，并没有像东京大学这样强调“战后全新的中国文学研究”? 田仲一成：日本学术界在战后有一个整体反思、否定旧学问的过程。就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当时的学者有着“建设战后全新的中国文学学科”的强烈意识，比如东京大学的教授就十分重视“五四”运动以来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尤其强调把农民文学、农民歌谣纳入研究视野。现代文学和中国语教育的老师纷纷选择更能反映新中国动向的新文学作为课程资料，而古代文学的学者也把以往被视为“小道”的俗文学放到中心位置。记得1954年仓石先生的文学史课选读了元杂剧《李逵负荆》，他集中分析了李逵作为“中国农民的典型文学形象”。那一年他还开了另外一门专题课《革命文学时代的鲁迅》，对学生影响很深。 东京大学向来容易受到社会风潮的影响，师生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很深，京都大学的学者比较不太关心外部世界，学问独立性相对较强。东大老师在战争中配合国家的帝国主义方针，他们在战后反省自己的责任，思想、学风整体向左倾。 比您大十岁的研究者全都研究古典诗文，而到您这一辈的东京大学出身的研究者，以现代文学和古代俗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大大增加了，这是否跟仓石先生课堂上对中国民间文学、农民文学推动有很大关系呢? 田仲一成：是的。整个1950年代，日本的大学生和教师普遍对无产阶级建立的新中国怀有好感。我记得1953年东大文学部聘请台湾来的伍俶担任外国人教师，伍先生专攻六朝文学，这是我们学生最为排斥的贵族文学，又是台湾背景，于是大家集体罢课，最后文学部迫于压力，辞退了伍俶。现在想起来挺幼稚的，然而这就是当时东大的时代风气。这种研究风气对我的研究影响很大，那就是，重视从农村文化而不是中央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更倾向于从社会集团、社会思想的方向去探讨文学，而不是个人的作家、作品。1960年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以“中国农村地方剧研究”为题，也是在仓石、工藤、小野三位先生授课的延长线上所做的选择。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农村主义”是思想原点之一。1978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大学，了解到中文系课程分为文艺理论、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四个方向，其中古代文学的地位最高，民间文学较受轻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和我当年学习中文时所了解的新中国“人民文学”正好相反。为什么在人民中国，民间文学的地位如此低下?这个疑问至今未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