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仲一成谈战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31 上海书评 2016-04-24 田仲一成 吴真 参加讨论
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 中国学界一直比较关心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的学风差异问题，您作为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能否简略介绍一下? 田仲一成：日本汉学本身的传统是以“日本本位”来研究中国，所做的学问是“为了日本人的汉学”，东京大学主要继承了这一传统。京都大学则是强调采用与中国一样的研究方法，更像是中国古典学特别是清代学术的延续者。比如京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吉川幸次郎和仓石武四郎同时留学北京，都穿着青衫，戴着中国帽子，有日本人宾客访问他们时，两位教授向日本宾客说“贵国的某某”(指的是日本)，而说“敝国的某某”(指的是中国)。他们讨厌东京传统的日本汉学，将自己彻底同化于中国人，毫无日本风气。当然这样的学风差异也跟两所大学的历史有关：作为国立大学的东京大学更早创立，自然而然代表着日本的主体意识，京都大学成立在后，在定位上与东大区分开来，于是以中国学问方法作为特色。 京都学派提出的“唐宋变革说”，直到现在还是日本汉学研究最重要的学说，东京学派在这方面是否有反驳? 田仲一成：中国的史学分期一般是“隋唐”在一起，日本则是“唐宋”，这是“唐宋变革”学说的影响。唐宋变革，本来是出自内藤湖南的学说，他分为四期(四分法)，上古(有史到后汉中期)、中古(南北朝到唐)、近世(宋元到清后期)、近代(清后期以来)。对此，1948年东京大学的前田直典《东亚古代的终结》挑战京都学派，提出秦汉到隋唐，中国社会毫无时代性的本质区别，不应该以魏晋为界分为两期，甚至唐以前都应该一起叫做“古代”，等到宋代才开始新的时代。前田直典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坚持的是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他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古代(唐代以前)规定为“奴隶制”，中世(宋代以后)规定为“封建农奴制”，近代(清后期以后)规定为“近代市民制”。对此，京都学派则秉承内藤学说，将南北朝至中唐划到中世(中古)，中唐之后则是近世。前田学说的眼光不限于中国，他认为日本乃至东方世界的“古代”都结束于十世纪前后。内藤湖南将唐代中期为变革期，前田真典则以宋代为变革期，前田从《东京梦华录》等宋代典籍里感受到北宋文化气氛与唐代差异而提出的这个文化概念，战后又加入了唯物史观的因素，逐渐演变成一个社会概念。战后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奴隶制、农奴制的过渡是在唐代还是唐前完成的?东亚世界的古代在什么时候结束?前田真典拼命追索这个问题，从而引出上面的结论。目前有些京都派也赞同以唐宋之间为分期的前田说。东京学派的池田温的名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名为“古代”，研究的时代其实截至晚唐。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的差异，没有历史学那样的强烈，至少没有围绕历史分期的争辩。 增田涉、竹内好等东京大学学生发起的 “中国文学研究会”，在1950年代曾提出“反对旧汉学”的口号，这是针对京都学派提出的吗? 田仲一成：竹内好与吉川幸次郎差不多同年，两人之间的对立比较厉害，吉川每发表文章，必遭致竹内为首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批评，批其“没有价值”。吉川后来将东大的这帮人称为“徒手空拳之徒”，意思是自己完全没有做研究，为了批评而批评。研究会的组织者之一武田泰淳撰写的《司马迁：史记的世界》在战后几次重版，影响很大，这本书并没有历史的研究背景或者文献的整理，他从自己理解的角度，直观锐利地揭开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深层心理，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小说更为贴切。文笔优美，角度细腻，可以说这代表着东大中国文学研究会学者的风格吧，他们更多是启蒙派，不是专家派。 东京大学的学者比较注意与自己老师的研究区分开来，有意识地树立区别于老师的方法论。京都大学的学者似乎更强调在老师前辈的脚印上，再往深度踏深、宽度扩宽一些。您同意这样的观察吗? 田仲一成：这和两个大学培育学生的方针有关系。东京大学倾向于放任主义，不大重视上课的成绩，更重视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老师很少插嘴学生论文的细节，主要根据学生的选题的好坏、专业方向的前途性、研究能力的将来性来判定其水平。东大老师指导学生，对解读具体文献和培养逻辑性比较用心罢了，硕士论文没有页数的限制，让学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培育出来的学生方法论意识和逻辑思维比较强，但难免出现在文本解读上不够细腻的缺点。与此相反，京都大学的教育重视学生上课的表现，着力锻炼他们的文献解读能力，老师的指导更为周到和严格，硕士论文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如此培养出有规矩、有基础的学生。而且京都大学的汉学研究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共同研究班”，因为没有可靠的辞典，集体会读文献是训练学生解读能力的最好方法，比一个人苦读更有效果，但是其他大学很难拥有京都大学那样的环境。兴趣一样的同行学者坐在一起把一本书彻底读完，这在日本学者来说就是至上的幸福了。鉴于此，1972年到1978年，尾上兼英、平山久雄、传田章、菊田正信，我们五个东京大学出身的学者坚持了六年的共同研究班，每周会读《西厢记》。当时我正在拥有最多《西厢记》版本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工作，主要由我报告众本文字的异同，大家在我整理的基础上给予批评。后来青山宏(日本大学)、吉川良和(都立大学)也加进来。1980年代之后我在东大开设《西厢记》研究生课程也采用了这样的会读方式，一年以“二折”的速度读，最后花了十一年读完全书。比较欣慰的是我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大学的教授，他们在大学上课有时还参阅当年《西厢记》研究会所写的批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