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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状


    
    受台湾著名大学之邀,朱政惠教授于2010年5月赴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其间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之邀,朱教授提前拜见了汪荣祖教授,就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及相关问题对汪教授进行了采访,交换了意见。
    汉学泛 中国学专
    朱政惠:我们先谈谈汉学、中国学。
    汪荣祖:汉学、中国学,你们是怎样分的?
    朱政惠:这个问题现在确有争议,有的机构以汉学命名,有的以海外中国学命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因为这里包括国外对藏学、西夏学等诸多问题的研究。
    汪荣祖:汉学英文叫Sinology,就是讲中国的学问。在国外,汉学与中国学是不同的提法,有方法学上的区别。二战以前汉学家多在欧洲,他们比较重视语文的训练,战后的中国学叫China Studies,强调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学。但是汉学与中国研究有时仍混为一谈。
    朱政惠:现在我们是这样处理的,汉学研究还是比较多地指海外学者对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中国学则比较全面,是海外对中国的全方位探讨,包括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如果很正式的场合,就叫中国学,因为中国学可以包括汉学,但反过来就不行。
    汪荣祖:可是外国人把他们混淆了,比如有时他们叫中国人Chinese,经常仅指汉族,不把蒙古族、满族包括在内。
    朱政惠:请您谈一下美国汉学与欧洲汉学渊源上的区别。
    汪荣祖:两者渊源不一样,欧洲汉学最早从传教士开始,还有一小部分是对中国感兴趣的有钱人。他们当时研究的汉学,重点从语文入手,因为牵涉很多文言文方面的材料,故要把汉语学好;且研究的项目也多半是艺术、中国文学、历史等。
    美国汉学严格讲起来,主要始于二战后,因为二战期间发生了太平洋战争,所以美国急需一些会日文、中文的人才,例如,在哈佛,当时赵元任他们在做中国语文的项目,牟复礼等美国汉学家就是赵元任中国语文班的第一名毕业生。他中国语文根底相对而言更好,后来又读了金陵大学。
    二战后,学过中文、日文,有这方面基础的学者在哈佛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费正清是开创人。该中心起初叫东亚研究中心,主要项目是中国和日本研究,后来为了纪念费正清,改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的学问,用大陆的话说很一般,对中国学问的了解也有限。我记得刘子键先生告诉我,他到哈佛去做研究计划,费正清问他做什么题目,刘子键说要做范仲淹,费正清居然问:“谁是范仲淹?”不过,他是非常能干的人,后来美国学者称他是学术企业家,他创了一个中国研究的重镇。他做事非常有计划,培训了一批人,因为中国研究刚开始,那批毕业的,其他不说,中国史毕业的,几乎占了美国比较重要大学的所有位置。现在有点名气的美国中国史学者像柯文、孔飞力,都是费正清的学生,这是美国的渊源。
    可是费正清本人不愿意叫汉学,他要叫中国学——China Studies,因为当时美国对所谓西方以外地区的研究叫区域研究,所以中国也等于是一个区域,中国研究、日本研究大概是有这样的区别。有了这一区别后,很多人把所谓汉学和中国学作这样的区分,也是人为的区分,说得更明白一点,中国研究出专家,如专哪门、哪个人;汉学家则是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统统懂一点的,开杂货店似的。比如说,在哈佛,费正清是所谓中国学的主要人物,汉学家就是杨联陞,他什么都懂,指导了很多学生,写了很多书评,各种书都能评。
    二战后中国研究学院化
    朱政惠:如何评价二战以前那段过程?包括再前面一些的裨治文、卫三畏等?
    汪荣祖:那些都是个人,可以说是汉学家,二战后中国研究慢慢学院化、系统了,二战前的个别汉学家以业余兴趣者为主。二战前后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即中国研究的学院化。比如美国对越南的研究在越战前根本没有。后来越战打得天翻地覆了,才在哈佛设了全美第一个越南史讲座,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是西方中心主义,地区研究以欧美为主,对其他地区的研究讲究实用主义。
    朱政惠:实际以前还是有积累,包括拉铁摩尔等学者,您怎么看?那时有一批了,还有顾里雅。
    汪荣祖:对,顾里雅在芝加哥大学,也是学院中人,他与费正清是同一辈的人。费正清我特别提出来,是因为他影响比较大。费正清原只是经营哈佛一个学校的东亚研究,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冷战的不断深化,“中国热”起来了,美国一般的大学也都开有关中国的课程,而斯坦福、芝加哥等12个大学甚至设置了有点规模的中国研究中心,这就是为了解中国。
    我就读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在20世纪50—70年代,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是美国东西两个研究中国的重镇,就像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是大陆史学史的两个重镇一样。为什么?因为在华盛顿大学也有一个像费正清一样的人,可是他没有像费正清那样能干,他叫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中文名字叫戴德华。他也是因为战时在中国学了中文,战后就到华盛顿大学办远东学院,里面有中国、日本、俄国的研究。当时那里的学者包括萧公权、李方桂、卫德明(Helmut Welheim)——卫礼贤(西方汉学界著名的易经专家,德国犹太人,曾长住在青岛)之子。卫德明生于山东,讲汉语带山东口音,他来到华盛顿大学后做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代搞中国学研究的都有类似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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