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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丁 李福清]“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


    
俄国汉学家李福清 (资料图片)
 
    【编者按】 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1932年生于列宁格勒,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现任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1961年以《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1970年以《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获语文学博士学位。其著作中文本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1987)、《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988)、《汉文古小说论衡》(1992)、《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1997)、《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1997)、《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97)、《神话与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2001)、《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2003)等。2003年荣获我国教育部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本刊特委托四川大学中文系刘亚丁教授采访李福清先生,写成这篇访谈,由于篇幅较长,分上、下两部分刊出,以飨读者。
    一、洛阳春色待君来
    刘亚丁:您好,鲍里斯·利沃维奇!谢谢您接受采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机缘”一说,就是说凡事都有它的时机因缘。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您选择大学的时候,是什么促使您选择了学汉语和中国文学?
    李福清:说起我开始学汉语的经历,还真有一段缘起。我家里有学外国文化的传统。我伯伯是东方学家,研究巴比伦语言,1945年就去世了,我在卫国战争前见了他最后一次,但后来家里常常谈到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正是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想将来苏中关系一定比较密切,希望这辈子有一次访问中国的机会。那是斯大林的时代,除了外交官,差不多没有人可以出国。我就报考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学中国文学专业。那时我对中国知道得非常少,大学报名之后马上去旧书店买了一本19世纪末一位德国医生写的介绍中国的书,其他书买不到。从大学一年级起我开始买汉学著作。常常逛旧书店找关于中国的书,买到了1879年出版的《俄华辞典》,高兴极了,因为当时没有新的词典。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给我们介绍1940出版的《中国:历史,经济,文化》论集,他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参考书,并说世界大战第一天,运书的火车就被炸弹炸毁了,只剩下了给作者寄来的两百本,下课后我就到旧书店买了。大概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习惯,见到有关中国的书就买,成了书呆子。现在家里书太多,我夫人天天骂我。但我要研究那么多问题,出版社,图书馆常常打电话问各种问题,没有大量的书,就无法回答。
    刘亚丁:您与中国文化的缘分不浅。作为一位著名的汉学大师,您最近又荣获我国教育部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我阅读您的文章和著作的时候,明显感到您在大学期间到吉尔吉斯的东干人的村落的事件对您的学术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您是怎样“灵机一动”,想到要去东干人那里的?与回族人朝夕相处,您得到了些什么东西?您认为这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李福清:在我与中国文化相遇的过程中,住在吉尔吉斯的回族人(东干人)传承的中国民间故事和歌谣成了我学习中国文学,尤其是学习中国民间文学的出发点。可以这样说,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就开始于我听到的回族人讲的中国民间故事。我读一年级时,由于没有中国教师,口语训练成了问题。我们一年到头天天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老师纠正我们的错误,所以我们只知道《三民主义》中用的词汇,日常生活的词汇就不知道了。我们大学也不用什么汉语教科书,开学后一个星期开始查词典读书,当然每个字都要查。有一天,我在中文教研室里看到一个人,像汉族人。我低声问老师,这是什么人,老师说是回族人。我原来从来未听说过东干这个民族,后来知道他们是19世纪回民起义失败后从甘肃与陕西到吉尔吉斯斯坦去的回族后代,至今说甘肃与陕西方言,我决定暑假去那里学甘肃话。有的老师说不要去,怕甘肃话对我的北京话有影响,但我想我有甘肃话的味儿,也比列宁格勒味儿好。我就决定跟他们学说汉语。1951年夏天我到了位于当时苏联的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叫米粮川的回族村。
    在米粮川我一面劳动——在建筑队当泥水匠的帮手,一面学有甘肃口音的汉语。中午大家在阴凉地休息的时候,老乡们开始唱歌讲故事,让我记下来。我第一次听到《孟姜女哭长城》、《蓝桥担水》、《十岁郎》等曲子,我用俄文拼音记了下来。一天我走在路上,突然听到一个骑在马上的老人大喊一声:“诸葛亮是谁?是一个聪明人哪!”我就请这个看水的老人讲诸葛亮的故事。我还听到了《韩信的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叫“男学生和女学生”)、《白蛇传》(他们叫“白蛇和黑蛇”)、还有薛平贵、薛仁贵的故事,我深深被中国民间故事迷住了。可以说我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兴趣就是从米粮川回族农村开始的。
    1953年、1954年,我又去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并且专心搜集民间口头文学资料,作记录既用拼音,又用汉字。大学的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我用的就是搜集的这些材料。比如四年级论文的题目是《东干人(即回族人)民歌初探》,它发表在1956年的《苏联东方学》杂志上。1958年我在科学院《东方学所简报》发表《韩信传说——东干人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现在《兰州大学学报》要用中文重新发表),把我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书面材料作了比较研究。1977年我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为每篇故事写了详细的附言,并作情节比较研究。我用我记录的《白袍薛仁贵》与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章回小说《薛仁贵征东》以及薛仁贵戏作比较,发现一些故事由平话演变为小说,从小说演变为说书,又从专业说书返回到民间流行,这是个有趣的循环发展过程。现在新疆大学副教授、研究东干话的海峰女士把这些故事从俄罗斯字母记录中国话语音的原稿转写成汉字,希望可以在中国出版。现在日本也开始翻译这本书了,去年发表了我的序言。美国也在翻译,一家杂志已经发表了第一个故事的译文,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有关故事比较的情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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