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吉娜·本迪克丝]本真性（Authenticity）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17 学苑出版社网站 瑞吉娜·本迪克丝 参加讨论
[译者按]瑞吉娜·本迪克丝（Regina Bendix）现为德国哥廷根大学民俗学教授，本文是她应译者之约为《民间文化论坛》撰写的专稿。 欧美民俗研究伊始之时，便受到渴求本真性之强烈影响。坦率而言，“本真性”一词，隐含着对真实性的探求，因为这种探求具有多义性和不易把握的本质，学界和社会均难以达成共识。 本真性一词源于希腊语的“authentes”,意为“权威者”或“某人亲手制作”.尽管本真性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它在20世纪60年代才进入文化研究的领域，彼时学界正开始对正典形构（canon formation）进行批评性反思。随后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相关学科的学术转向表明，本真性不仅成为建构民俗和作为民俗中一个类别的民间叙事的基本要素，而且，对“真正”、“真实”、“完整”的追寻，已然成为18世纪开始的社会、经济、政治巨变的驱动力。这些变革引发了“传统/现代性”之争，提供了考察社会生活的新视角。通常与“传统”相关联的本真性概念，在这一论争中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经济方面，工业化导致了大规模生产，带有本真性光晕（aura）的手工制品日见稀少。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旨在政治民主化的法国大革命，力求推翻社会等级制，播撒了个人自主自决观念的种子。继而，浪漫民族主义者希望找到新的国家基础，以取代君主制度的精英语言和文化。他们在口头文学中，稍后又在民间文化中，找到了这种基础。史诗和其他的叙事形式，都是原汁原味、本乡本土的语言，因此被看做是真正的立国文化之本。直至20世纪末，这种基于群体的本真性变异形式，仍然主导着文化学界。 第一个“发现”民谣及其推定本真性力量的典型例子，是盖尔人的史诗《芬戈尔》（Finegal,1762）和《帖木拉》（Temora,1763）。它们据传是盖尔人游吟诗人莪相（Ossian）所作，被詹姆斯·麦克菲森（James MacPhearson）“发现”、复原并出版。尽管不久人们就怀疑麦克菲森出版的是伪作，尽管学界“莪相之争”纷纭不断，在变革中的欧洲的文学界，莪相的诗歌依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莪相的作品，是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原生的、乡土的诗歌范例，反映了臣属国人民的民族诉求和愿望。1773年，赫德（J.G.Herder）曾为莪相诗歌的译本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他对本真性一词加以扩展，涵盖了纯正、原生、自然、永恒等意义，以此来概括由这位“盖尔人的荷马”所传达的苏格兰高地民众心声的本质。无疑，与莪相诗歌的接触，促使了赫德在1774年发出了影响甚大的搜集“歌谣中民众心声”的呼吁。将民谣作为民族精神的真正体现物而加以搜集和复原的活动，随即在整个欧洲展开，成果甚丰，芬兰的史诗《卡勒瓦拉》就是一例，它在重建民族认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民俗学界，本真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尺，部分是由于材料的政治因素依然存在，部分是由于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所有的学科研究领域都试图建立科学标准。作为概念而言，本真性或真实性也引致其对立面--虚假性。因此，在民间故事、史诗或其他体裁的搜集作品中，日渐强调来源材料的“货真价实”--是想方设法从民众的口头搜集而来，是完全“没有受损的”.文献研究和书刊编辑也倾力于确证这种本真性。在更多的民族志导向的研究分支中，学者们认为：从生活在“传统中”民众那里搜集得来的叙事作品更具有本真性，他们没有进入工业社会，因此应是古代传承遗产更忠实的守护人。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二分法观点的内在问题开始显露。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Dorson）对民间叙事作品大众化、商业化的抨击，引发了一场关于“伪民俗”（fakelore）的论争；在欧洲，则展开了持续数十年的“民俗主义”（或“二手民俗”,folklorismus）的讨论。这加剧了整个民俗学界的观点对立。有些学者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应当是本真性的仲裁人（民俗只能从具有某一文化传承背景的个人处搜集而来）；另外一些学者则试图说明，认为某些事象较之其他事象更为真实的看法，只会导致民俗的“灭绝”。正如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所言，学者的裁断将“民俗的真正范例”放置到了一块不断缩小的飞地上，将之从动态的文化进程中隔离出来，而这种进程正是人类交流传播的一种特质。简言之，对真实性的保护，必定引致适得其反的非真实性。一旦一种民间习惯、一首民歌、一篇民间叙事作品被宣称为“真实的”,它势必更为引人注目，会变得僵化守固，会被市场化，按照本真性的说法，它就成为虚假不实的了。 由于下列观点和研究的变化，至少在学界讨论中，本真性已经越过了一个转折点：1）学者们开始将不同的传播媒介纳入研究视野，探讨其在民俗传承和传统化当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他们亦不得不承认民俗搜集者、编辑者和翻译者在传承、变化过程中的深远影响。人文学界不能像早先学者们期望的那样，遵循和探求更为实证、“科学”的方法和目标，因为人文、文化学科总是将知识的变化与社会深刻联系在一起。2）学者们逐渐对共时的问题，较之对历时的问题更感兴趣。19世纪的研究者对模糊不清的历史起源问题孜孜以求，20世纪的学者则开始转而致力于当下民俗传播和产生方式的探讨。语境和表演被当成理解民俗的重要因素，由此观之，每一例叙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学者们开始承认，“变异”是传统过程的一个内在的要素。3）文化学界开始将市场纳入视野，认可文化产品和活动的商品化是地方乃至各地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不再一味指责书本、漫画、电影等当中泛滥的民间故事、传说和其他文类，而是研究其改编、转换及其蕴含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意图。在放弃描述何为本真性这样难以把握的目标后，学者们转而问询：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什么需要本真性？ 从国际民俗学的角度而言，了解诸如本真性这样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中国社会和学界，尤为重要。尽管许多世纪以来，国际间文化和学术的交流甚为频繁，但是相关终极目标和需求之概念表述，在非希腊、罗马传承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影响的社会中，可能有诸多差异。正如这篇简介所示，在西方世界观中，某种关于真实性的成见依然根深蒂固，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一些领域，继续充当着不可动摇的标尺。例如，在艺术品市场中，艺术作品的真品和赝品的甄别，对于其价值的估算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其领域中的一些古老的规则也出现了动摇（例如，人们开始承认，中世纪的艺术品中，有些名作并不是由大师自己绘制而成，而很可能是其他作坊的画家们集体完成）。另一方面，正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注意到的那样，对自我的探寻，对真实自我表达重要性的探寻，已经成为欧美社会日渐凸现的特征。文化学界近来更为关注本真性的构成本质。旅游或文化遗产机构使用“本真”这一词汇，仅仅是因为它存留在集体记忆中的深刻影响。因而，本真性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不是为了区分真实和虚假，而是要了解在个人和群体的话语中，本真性的功能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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