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鼓吹当"顺民"和文化专制主义
《文史通义·感遇》是学诚针对历史与现实的某些相通处而发的感慨，其中的某些论述对于瞭解学诚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学诚举历史故事谓："刘歆经术而不遇孝武，李广飞将而不遇高皇，千古以为惜矣！周人学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学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涂，固其宜也。若夫下之所具即为上之所求，相须甚亟，而相遇终疏者，则又不可胜道也。孝文拊髀而思颇牧，而魏尚不免于罚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于疏远，则非学术之为难，而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良哉其难也！"这当是学诚怀才不遇的自况，又是他自愧于无术登进的解嘲。学诚一生悽悽惶惶，仕途坎坷，自信"吾于史学，盖有天授，平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摇动，"⑦其自负如此，却终不得清廷青睐与擢用，故而对历史上怀才不遇者寄于同情，并发出治学不难，难在用学无术的感慨。不过，学诚如此看重得君主青睐而擢用，已不免有依人作嫁之讥，他缺少传统士大夫那种"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的节慨与自尊。按学诚一生的遭遇，他对现实产生不满情绪亦是情理中事，可是学诚却不敢有丝毫怨诽之心。他说："韩非致慨于说难，曼倩讬言于谐隐，盖知非学之难，而所以申其学者难也。然而韩非卒死于说，而曼倩尚畜于俳，何也？一则露锷而遭忌，一则韬锋而倖全也。故君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而难于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这里的思想，与上述治学不难，用学无术尤难的思想是一致的。学诚宁以韬锋而倖全，不愿以露锷而遭忌，缺少中国传统史学家的那种"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品格。他的所谓"韬锋"实为谨小慎微、杜怨绝诽之义，因此学诚在《史德篇》中根本不同意古往今来将司马迁《史纪》目为讥弹时政的"谤书"之论。他甚而对清廷统治竭尽阿谀，则又远远超出了不怨诽的范围，表现出了学诚的媚顺之意。他在《丙辰札记》中吹捧清朝统治谓"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魏晋唐宋之禅让，固无论矣。即汉与元，皆是征诛而得天下，然汉自灭秦，而元自灭宋，虽未尝不正，而鼎革相接，则新朝史官之视胜国，犹不能无仇敌之嫌。惟我朝以讨贼入关，继绝兴废，褒忠录义，天与人归。而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明史》权衡，又屡颁公慎之训，是以史臣载笔，毫无避忌之私，此又不得以历朝之成法拘也。"学诚这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提出评史的标准，认为汉、元征诛得天下虽为正统，但其国祚之鼎革，不及清廷对于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清以讨伐李自成入关，天与人归，亦胜于汉元的征诛径以秦、宋政权为目标；清代史臣修《明史》，因有清廷之训，可毫无避忌之私，故优于汉元史臣载笔时的避忌挟私成见。这里，学诚对刚刚逝去的那一段历史的向壁虚造和对于现实的视而不见是令人惊讶的。汉元的革故固然是血流漂杵，横尸遍野，但清廷之鼎新又何尝不是如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令人发指的兽行哪里有丝毫的"存恤"可言？若照学诚此论，那些杀身成仁的抗清志士真真成了屈死的冤魂，挡车之螳臂了。汉元征诛以觊觎政权为标的，清人以讨李自成入关，又何尝不是一个幌子！其目标同样在攫取政权，这难道不是童叟皆知的吗？至于清代史臣载笔撰史可以毫无避忌，这更是自欺欺人的存心粉饰了。庄廷{K1CB04.JPG}以明史案而见诛，戴名世为南明政权张目而受戮，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学诚何以讳言？生活在清廷文化高压政策下的史臣噤若寒蝉，如履薄冰，没有半点思想自由可言，学诚对此却一概不可说而强为之说，露暴了他思想上媚顺清廷的本质。
学诚在政治上主张当顺民，认为"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⑧这是说，时王之法虽无经名，但其远韶《六经》之道，身为当代臣民，只当遵之守之而绝不许越此雷池，这就是遵循《六经》之旨了。这种鼓吹当顺民的政治立场，在学术上就表现为学诚主张大统一的文化专制而反对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他评论秦代的文化政策说："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由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⑨"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人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⑩
秦代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激起后世凡有良知的文人学士的不满，学诚对此愤愤不平，认为后人之非秦失之偏颇。其实，学诚之论才是以偏概全。秦的以吏为师，与其禁书、焚书、坑儒等构成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整体，又焉能分割，强定以吏为师者是而非难其禁偶语《诗》《书》？学诚以"复古学"（11）相号召，既然古人不著书，秦人又何以不可禁书焚书？这里，学诚显然陷入了悖论，他的思想核心，是痛恨师说为忤逆政令之渊薮。他认为"虞廷之教，则有专官，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于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私说哉？"（12）"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及者，无空言也。"（13）照学诚看来，教师的误人，就在于空说道理，挟带私说，致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学诚以此立论，提出恢复古学的主张云："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守，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14）即是说，百官以文字制定典制以治万民，万民勿需它问，只配遵命，只配"察"即可。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越无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15）原来，学诚鼓吹官师政教合一，其目的就在于牢宠天下的聪明才智，禁锢人们的思想自由，从而杜绝形形色色的"异端邪说"，达到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稳定。这一思想，与他的"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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