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乾隆时盛行的考据学，学诚也肯定了他认为值得肯定的部分。他认为"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34）亦即考据之用在于明道，在于为当代典制寻找历史根据。考据仅应以此为限，若再深入下去，就是"终身敝精劳神以殉之"了，就是"无所为而竞言考索"了。
其实，考据学者的初衷也是为了"明道"，不过走的是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来探求经书义理的治学道路。但考据学者既要以音韵小学来求道，遇有不识的字、不懂的音、不明白的词句便不能不下苦功夫去钻研，考据学便缘"求道"出发而走上了学术化的道路。沿着学术自身的轨道发展下去，考据学离现实政治也比较地远了一些、间接了一些，也就是比较地具有了纯学术的意义。惟其如此，文字学、音韵学、校勘学、版本目录学等专门学科才得以从经学的羁绊中独立出来。然而，考据学的这种微观研究同样不能直接地拿过来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从治学观的角度看也就是偏离了"资治"的轨道，所以，考据学者虽然绝无离经叛道之意，却依然被学诚诟病为"但知聚铜，不解铸釜"，讥之为"人生不饥，则五谷可以不艺也；天下无疾，则药石可以不聚也"的无用功。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乾嘉时凡可称"家"的考据学者，都具有聚铜解釜之功，只是这"釜"不是学诚所要求的"釜"罢了。我们也不曾见过有人生不饥之时或人生无疾之日。艺五谷、聚药石不但应解近饥急疾，更应防患于未然，所谓未雨绸缪是也。许多现在看似无用的学问，将来的用处是很难估量的。即以乾嘉考据学而论，其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和历史主义的治学方法虽被学诚目为无用，到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却被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溶为"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充当了反对封建迷信推动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可见乾嘉考据学并非无用而确是有用之学。在学诚的思想体系中，也有许多辩证的光辉思想，但由于他将"道"亦即将封建政治秩序视为在某一天出现于人类社会以后就永远不会再改变的"绝对真理"，以卫道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石，结果学诚的许多辩证思想最终也被闷死在他自己营构的思想体系中而陷入了悖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恐怕也是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注释：
①⑨《原道上》。
②《说林》。
③《博约下》。
④《易教上》。
⑤《书教下》。
⑥《书教上》。
⑦《与朱少白书》。
⑧《经解中》。
⑩（13）（25）（30）《史释》。
（11）《诗教下》。
（12）（15）（20）（28）《原道中》。
（14）（17）《诗教上》。
（16）（21）（34）《原道下》。
（18）《易教下》。
（19）《言公上》。
（22）（23）《原学上》。
（24）《与史余村》。
（26）《浙东学术》。
（27）《家书》五。
（19）《博杂》。
（31）《天喻》。
（32）《朱陆》。
（33）《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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