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诚有封建卫道的立场，因而他痛恨战国的诸子百家争鸣，直诋为后世异端邪说之源，谓"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战国之文，奇袤错出，而裂于道"（16）"自诸子纷纷言道，而道病焉。"为什么说诸子百家争鸣，纷纷言道而道裂道病？学诚的理由是"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17）"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离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其意恣其说尔。"（18）
其实，诸子百家并非儒学一家所能该，诸子中有些思想甚至是与《六经》直接违忤的，因此，诸子之成说并非"六艺之所该"，也不存在将其"推之而皆得其所本"之事。问题在于，诸子奋起，各立其说，"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19）违背了学诚"天下聪明范于一"的信条，所以他便要指责诸子谓"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宏深，非可限于隅曲，并进而指责说"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20）"自诸子纷纷言道而为道病焉。"（21）诸子以"道"名家，学诚皆斥之为"思而不学"和"知行相分"，认为"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蔽耳。"（22）"是以三代之隆，学出于一……国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则曰乡学国学，学则三代共是之也，未有以学属乎人，而区为品诣之名者。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于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学因人而异名，学斯舛矣。是非行之过而至于此也，出于思之过也。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即继之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于事者也。"（23）
三急功近利、学以资治的治学观
学诚主张学以"经世"，反复强调"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24）然而，学诚的"经世"实乃"资治"的同义语，所谓"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事实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 "（25）这一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前引学诚的"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于遵王制之一端也"的时政通六经之论。这里的核心是学以资治：学者的任务就在于证明当代典制与六经之道的相通相同之理，这就是"切于人伦日用"了。倘若当代典制与"经术精微"有不符甚至根本违忤之处，学者该怎么办呢？学诚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从学诚的立场来看，他是不会想到这一层的，他所着眼的只是"顺"，从身为当代臣民一面说，要相信时王之法通于六经；从身为文人史家一面说，要证明时王之法之何以通于六经，这都是"顺"，也就是迷信，主张大家都来学做冬烘。
基于"资治"的治学观，学诚对宋明理学和乾嘉考据学都提出了批判。他批判宋明理学，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原因在于它"空谈义理以为功，"（26）"弟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有见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27）所以说"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28）对于乾嘉考据学，学诚则批评说"古人之考索，将以有所为也"，"今则无所为而竞言考索"，（29）"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蜕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30）
值得注意的是，学诚对于理学和考据学并没有一概否定，而是肯定了他认为值得肯定的地方。对于理学，他认为"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31）"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32）"或曰：子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王氏致良知之说，即孟子之遗言也。良知曰致，则固不损功力矣。"（33）可见，学诚肯定了理学中有裨教化，即"切于人伦日用"的部分，而否定了理学中比较地具有纯学术意义的部分，即理学对于道、器、心、性等进行的探讨。
今天看来，学诚对于理学所肯定的部分并不值得肯定。理学中那些"切于人伦日用"，有裨教化人心的部分，其核心就是纲常名教，这是痼弊人心的绳索，是用以残害人民的思想工具。关于这一点，同时代的戴震已斥之为"以理杀人，"崔东壁则认为宋学的理欲观应当打一个颠倒，首先应该是统治者、当权者的节欲，这才符合仁义。他们的思想都要比学诚先进。至于学诚对理学所否定与批判的部分，今天看来却有其存在的价值。理学中无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的"存天理、去人欲"、"致良知"的初衷，原也是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但出航的思想之舟一旦起程，舵手自己有时也是难以驾驭的。当理学家真正涉及人心问题时便需要对理、气、道、器、心、性等概念及其内涵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也就是说，思维本身将理学家引导到了一个比较抽象、更为高级的思想苑地，这种"形而上"的研究使理学在思维的某一时间与空间中距离现实政治比较地远了一些，间接了一些、纯学术了一些，惟其如此，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才得以发展比较顺利了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允许不允许学者对属于"形而上"范畴的问题发生兴趣并深入探讨？对此学诚作了否定的回答。所以，尽管理学家绝无离经叛道之心，但因理学具有了学术化的倾向，不能直接地拿来为封建政治服务，也就是偏离了"资治"的轨道，因而遭到了学诚的挞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