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穆宾四先生著作等身，自五四前一年（1918）出版《论语文解》，至逝世前一年（1989）印行《新亚遗铎》，生前编译成书者88种，去其重者为75部（包括抗战胜利时被国立编译馆失落江中的《清儒学案》，及著述年月不详钟山书店印行的《中国儒家思想》）。但若要举其代表作，而且只能一部，那就是《国史大纲》（上、下册）。
本自北大至西南联大“中国通史讲义”所撰成的《国史大纲》，是钱先生最享盛名的代表作，也是在当代有很大影响的一部通史著作，自民三十九年（1940年6月）出版至1986年已印行达13版。当其篇首（引论）先在昆明日报刊布时，即引起轩然大波，同学、教授们或赞或否，为此聚而议论，开西南联大播迁南来学术讨论热烈之最①；及全书刊行之初，更有青年学子辗转传抄，甚至在国内（大陆）左风渐炽而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犹有学者放着规定的教科书郭本《中国通史》不论，却私下向亲近的学生推荐钱先生的《国史大纲》。而钱先生高弟、现（台）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则谓《国史大纲》“至今还是最有见解的一部书”②。据我看，这并非是学生对老师的夸饰之词。只要认真读过《国史大纲》的，就确会折服于其中丰富精湛的历史见解。
在当代史学界中，钱先生被尊为史学大师，他的地位无疑十分崇高。钱先生的大弟子、现（台）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教授称自己的老师为当代四大史家之一③；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旗舰鹅湖月刊社前任社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杨祖汉兄在《鹅湖》的“鹅湖论坛”上撰文亦沿用这一说法，而敬奉钱先生为当代的大史学家④。而且，连“西化派”或称（中国）“自由派”首席胡适之先生高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唐德刚教授亦以钱先生为与“马列派”、“现代西方派”史学鼎足而三的“传统派”史学的祭酒⑤。
但是本文所要指出的是，《国史大纲》不仅是奠定钱先生史学地位的主要基石，而且由此史学代表作已展现了他的基本的新儒家思想，故而亦是钱先生作为当代新儒家的标识与定位著作。明言之，《国史大纲》亦是钱先生的新儒学（意义的）史学的主要代表作。
二
《国史大纲》所展现的新儒学思想，是其为钱先生新儒学史学代表作之判断的内证。在处理内证问题之前，我们将讨论三个相关问题。这三个问题，就钱先生个人作为新儒家之定位而言，乃一总体性问题。
第一，钱先生提不提倡新儒学，亦即有否新儒学取向？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是可以被客观地划定的，也可以是学者自觉取向与自我标举的，唯儒家必须是自觉的。这二者应是统一的。但从学者主观一面看，若钱先生本人根本就不提倡新儒学，那么《国史大纲》是他新儒学史学的代表作之判断纵然确有内证也会大打折扣。
所幸者，我们发现钱先生明显地有建立当代新儒学的意向。就在《国史大纲》问世后不久，钱先生发表《中国近代儒学的趋势》⑥，概述民国后儒学所取的方法论进路，提出“中国近代儒学”的概念。显然，此一概念即“当代儒学”的概念。从史的角度看，当代新儒学如同宋明儒一样，乃一时代性的儒家学派，故自亦可称为“当代儒学”或（民国后之）“近代儒学”，甚至可径直称之为“民国儒学”。到了五、六十年代，钱先生不再使用“近代儒学”的概念，而是直接使用“新儒学”的概念，且更明确地提倡新儒学，说：“由我个人观点，则仍是欣赏儒家那一套，似乎今日仍应该提倡一派新的儒学，来为中国社会、人生理想找一出路。”⑦他认为新儒学是儒学演进的必然会有之新途径，并念兹在兹地探究着“此下的新儒学”之应有路向⑧。应该说明的是，此“新儒学”的概念，当其时，正是港台海外学者所共同使用的对熊十力、张君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诸巨子的思想综合一体而称的概念⑨。当其时，钱先生使用这一港台海外学人所共同使用的概念，明确提倡新儒学，这不仅说明他未曾自外于当代新儒学运动，而且亦不反对用“新儒学”来标识他的学问之整体。
第二，儒家思想是不是存在史学形式，还是只有一（西方意义的）哲学形式？如按李泽厚教授《略论现代新儒家》的界说，新儒家只能是哲学家，而钱先生（还有徐复观）基本上是历史学家或思想史家则不具真正代表性⑩。
李泽厚教授的界说，在近十余年的新儒学研究中固不失其为一家之言，但也有可商榷之处。儒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的主客兼融的学问。若从知识论层面上客观地说，则六经俱是儒学。当代新儒家是民初以来的一文化和哲学学派，是一时代性思潮，固然必集中以哲学形式表达出来，但同时亦不能排斥它会在其他学科特别是史学领域中表现。熊十力先生《读经示要》中曾指出，《易经》和《春秋》是儒家思想的两大经典。《语》、《孟》、《易》、《庸》是儒学经典，《春秋》难道不是孔子著作么？怎么能把儒学仅限定在哲学领域内呢？孔子是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中国史上第一个史学家。孔子以下，钱先生认为，也可说一直是保留着孔子作《春秋》的精神（11）。按钱先生的省察，“史学亦即经学”，“史学实即儒学”（12），实际亦是“究古今之变，就天人此际”的会通之学。其根本精神为人文主义而非科学主义的，用钱先生的话说，是“人本的，道德的，文治的文化传统精神”（13）。哲学，只能是新儒家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形式条件与学科性格（当然可能是主要的，兹不论此），而不能作为是否当代新儒家的内容判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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