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证之三，当代新儒家无不远绍孔子，即以熊、唐、牟先生而言，熊先生的的本心、性智，唐先生的道德理性，牟先生的自由无限心，都是从孔子“仁”一观念显发而来。《国史大纲》作为通史著作，当然不可能详细阐释孔子哲学，但在对孔子所说的“礼”作的哲学分析中，实际上已指出了孔子思想是以“仁”为核心观念的哲学体系。钱先生指认孝、仁、忠、恕“是为人与人相处最要原理，即所以维持人类社会于永久不弊者”。但他并不认为孔子思想只是一门社会哲学，故又赋予“仁”等观念以“根于天性”的形上性。“如此则生死群己天人诸大问题，在孔子哲学中均已全部化成一片。”也就是说，将人世与天国，现实界与永生界打成一片。显然，这正是当代新儒家们所共持的天道性命相贯通、形上界与与形下界、本体界与现象界融通一体的基本观点。因此，钱先生认为，孔子思想实综合已往政治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的成就而成，“仁”是人类社会种种组织的最高原理，“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国家，以绵延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35），亦即其《引论》所指涉的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所在、生力生原所在。
《中国文化宣言》中有一段话，与上述《国史大纲》对孔子哲学的指析，亦极相同。其文曰：“此（指由孔孟至宋明儒）心性之学，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人之与外及人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通贯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一之者。”（36）不难看出，其间纵或有异，但哲学大方向却是一致的。
内证之四，《国史大纲》以《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第二编第六章）与《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宋元明三代之学术》（第七编第四十一章）为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叙述、推崇、发扬自孔子创私学至宋明儒的民间自由学术传统与自觉自由的讲学精神。这正是当代新儒家欲开独立于官权系统之外的学统、重建道统所共有的一个精神方向。
内证之五，《国史大纲》发挥其史学特长，以精简而寓褒贬的笔法驰写“世运兴衰”与“人物贤奸”。此自是钱先生异于当代新儒家诸巨子的独特贡献，也正是孔子“笔削褒贬”著《春秋》的儒学大传统。其臧否人物重人格，重道德，重理想，显然是与当代新儒共有的学术风格。
内证之六，钱先生认为疑古史学乃新文化运动之一支。故《国史大纲》针对疑古史学的理论支柱“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古史层累遗失说”。1931年他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时，即指出，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37）。后来讲中国通史仍继续批评疑古史学（38），并撰入《国史大纲》。他直率无疑地批评疑古史学为“极端之怀疑论”，指出：“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忘的真古史，尤待探索。”（39）此说是为钱先生史学的独特贡献，也得到了当代新儒家的赞肯（40）。
四
由上述六大内证，已不难确认《国史大纲》在精神上完全贞守着儒家义理，是一有生命有义理有体有用的、具有哲学性文化性的中国传统意义的会通性的文学著作。卷首《引论》更可以说是当代新儒家的史学宣言。
钱先生在《引论》中，曾特别推崇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虽然他是以孔子著《春秋》的精神为精神的。如果说当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所继承发扬的是《大易》哲学，那么《国史大纲》“借事明义”，即事即理，则是继承发扬了《春秋》传统。当其时，在以哲学思想为进路的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诸巨子外，钱先生可谓异军突起，以史学为进路，建立了他独树一帜的新儒学史学。
儒学原是一学域学量无限的学问。钱先生是史学领域中当代新儒学的创建者。这一创建，使当代新儒家拓展了新领域，为当代新儒学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平实全面的史学基础。而标志钱先生新儒学史学建立的定鼎之作即《国史大纲》。换言之，《国史大纲》为钱先生新儒学史学的代表作。因此，即使无后来的理学研究、思想著作，无后来的诸如《中国历史精神》那样的历史哲学著作，即使有余英时教授把钱先生划出当代新儒家范围的根据--钱先生未曾签署《中国文化宣言》一事，依据《国史大纲》，仍可使钱先生定位为当代新儒家，定位为当新儒学的《春秋》家。
由上述六大内证，还能显而易见，《国史大纲》所透发与显现的精神意气，与当代新儒家们一脉相通，可说是同声相应。后来牟宗三先生著《历史哲学》，曾特声明，谓其有“大事之叙述，多本于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41）。1982年，在台北中国论坛社讨论当代新儒家与现代化的座谈会上，第三代新儒家人物中的方门弟子、声誉颇佳的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教授认为钱先生当列入当代新儒家范围，而其根据亦即《国史大纲》。而且，至今标举新儒学大旗，唐门、牟门弟子亦多认奉钱先生为新儒家代表人物（42），根本就没有以哲学学科性或以熊、唐、牟系为新儒家人物界定的标准或唯一标准；而唐门大弟子唐端正教授亦是钱先生弟子。凡此，均可说明，他们与钱先生在精神意气上是相通的，至少在推展新儒学运动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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