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经学、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著名学者黄侃曾说：“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①《左庵集》是刘师培早期学术思想的荟萃，其内容涉及经学、文字学、以及训诂、校勘、地理、天文历法等方面。本文试图对《左庵集》在经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就作一论述，以期对刘师培早期的学术思想有一较全面的认识。
一
刘师培生于一个数世传经的家庭，曾祖父刘文淇是清代的一位著名学者，所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一书，集清代《左传》研究之大成。这样一个经学研究世家的环境，对刘师培的学术研究自然影响不小。后来，刘师培又结识了章太炎，与章太炎成为论学知己，经常在书信往来中讨论学术问题。前辈的研究成果，当代学术大家的论述，这一切使刘师培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的一个较高的起点。
作为一个经学研究者，刘师培不能不涉及到经学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论争的一些主要论点；作为一个近代的学者，他的治学方法和研究领域又和前人有很大的不同。
刘师培《左庵集》中有关经学的著述很多，主要有《孔子作春秋说》、《周季诸子述左传考》、《左氏不传春秋辨》等，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诸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
首先，刘师培认为：孔子并未作六经，只不过是把古代文献进行了一番编次而已。②孟子等所说的“孔子惧，作《春秋》”，是说“孔子因古史以为《春秋》”。刘师培说：古代典籍里的“作”字有两个主要意义，“或训为始，或训为为”，“创作谓之作，因前人之意而为亦谓之作”。而孔子作《春秋》之“作”，并不是指他创作了《春秋》，而是指他因袭鲁史旧文而编选了《春秋》。他举例说：《尚书》说“汝作司徒”，是说让契担任司徒的职官，并非是说司徒的官职起始于契。《论语》说“始作翕如”，《左传》说“金奏作于下”，那么，奏乐也可以说成是作乐，和“作乐崇德”一句中的“作”字意义不同。《左传》说召穆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棠棣之华，鄂不{K1D306.JPG}{K1D306.JPG}。”那么，歌诗也可以说成是作诗，和“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的“作”意义也不同。③
刘师培的论证说明，“作”字在古代言语中是一个很活跃的语词。有很丰富的意义，并非只限定在“创作”这一义项上。这对我们理解“孔子惧，作《春秋》”一语很有启示。
今人的研究认为，孔子与《春秋》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即《春秋》三传都没有明确指出《春秋》是孔子所撰作。《如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引孔子之语，认为鲁定公、鲁哀公之时的孔子已经难于解释鲁隐公，鲁桓公之时的史实，象“夏五”一类的旧史阙文，只能传疑。显然，《春秋谷梁传》并不认为《春秋》是孔子所撰作。
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记载，《春秋》昭公十二年经文“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应当是“齐高偃帅师纳北燕公子阳生”，《春秋》经文“伯于阳”是“公子阳生”的讹文，“公”讹为“伯”，“子”讹为“于”，“生”字脱。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对发生在鲁昭公十二年的这件事当然是了解的，所以他说“吾乃知之矣”。孔子知道史文有讹误而不更改，正是为了保持“《春秋》信史”的原貌。孔子在这儿不是以《春秋》编撰人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一个传述人的身份出现的。
从今人的研究看，刘师培的论断是可信的。刘师培将《春秋》三传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注重史实，而且注意到了三传之间的联系，这是执著于一经一传的研究者所不可企及的。
把六经看成是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籍，而不把它们看作是万世的经典常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上古社会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上古史的流传是多种渠道的；也可以说明，上古史的形成，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是层累地造成的，是经过一代代的传述者整理而产生的。
其次，刘师培还认为：《左传》成书早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二书。从历史事件的记述看，有些史实《左传》记载得详实，而《公羊传》、《谷梁传》记载得简略；也有一些史实，《左传》作了正确的记载，而《公羊传》、《谷梁传》不知其详而造成失误的。他举例说：如《春秋》经昭公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谷梁传》在诠释这句话时，因《左传》下文有“立东国”的记述，便把“蔡侯朱”的“朱”改成“东”，说“东”就是“东国”。而实际上《左传》的蔡侯朱和东国是两个人，不能混为一谈。
比较一下《左传》、《谷梁传》对此事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刘师培的论述是正确的。《谷梁传》无法解释清楚“蔡侯东国”为什么会在《春秋》上记为“蔡侯东”。它认为蔡侯东国的祖父被楚人诱杀，他的父亲又被楚人杀掉以祭冈山，蔡侯东国出奔却又逃奔到世为仇敌的楚国，出奔楚国是一件恶行，因此，《春秋》将东国贬称为“东”。这样的解释是非常牵强的。
清人赵坦在其所撰《春秋异文笺》中说：“‘朱’与‘东’形式相似，或篆文残脱，致讹为‘东’，《谷梁》遂以‘东国’解之。《史记·蔡世家》云：‘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从《谷梁》说也。当以《左氏》为正。”也认为《谷梁传》的记述是错误的。今人陈梦家先生、杨伯峻先生等以出土的蔡侯朱之缶证之，“《春秋》及《左传》皆足信，《谷梁》乃妄说”。④使刘师培这一论述得到了确证，刘师培能从《春秋》三传的相互影响上探讨《谷梁传》在史实记述上产生谬误的原因，比起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就又略高一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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