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对待古代的传说
在分析古代传说的真实性时，不仅要与神话严格地分开，其本身也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如墨子主张节用，引尧之事为证，说他：“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士，啜于土形，斗似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说：“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形，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实这是尧舜时期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战国、西汉时期，以后世的生活水平来看古人的生活，便以为是简朴节用了。在后世作为传说流传的，原是古代实有的事实，为了解古代史实真相的绝好资料，对于这样的传说应作较高的评价。又一种情况，一件史事有二种以上的传说，是非难定，实则由于各就某一方面而言，合之方得其全貌。如周厉王被放逐后，《史记》称共和元年，周、召二公秉政，是为我国有正式纪年之始，而《竹书纪年》与《鲁连子》等皆谓诸侯共伯和继厉王之位，故称共和，二说似无可调和。赵光贤先生以铜器《伯父盨》及《善夫山鼎》所载三十三年八月及三十七年三月之月相，与共和三年及七年之有月相相合，于是推知厉王于三十年出奔后，其年代仍照常使用；又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因而谓：“作乱者乃惧诛之公卿，周、召二公首当其冲，不能不令人怀疑，主谋实是二公。……厉王既出奔，周、召二公恐被逐君之恶名，乃迎小国之君以为摄政，而实权仍在二公之手。言共伯和干王位者，只言及政变后的表面现象，司马迁言二公共和行政者，乃其实质，二者初不矛盾。”[4] 赵先生之说不仅解决了周史中一个重大疑难问题，而且对于古史中的传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处理方法，使不可调和的传说各得其应得的位置，而复现其历史价值。
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和事迹，其人物多为实有的，如尧、舜、禹、黄帝、炎帝、高阳、高辛、伏牺、神农等，名号本不虚，事迹则多出于神化附会，于是其人也逐渐神化了。[5]还有一种情况，神话中的名号与世间原有的名号相同，很容易被说成为是由神话下降于世间的。如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月令》之中央神为黄帝，南方神为炎帝。这无疑都是天神，但无妨古代世间自有称黄帝、炎帝者。又重名者在古代亦所不免，如以甲骨文及《山海经》等资料相证，可知帝喾即帝俊，亦即帝舜。[6] 此为神性很浓重的名号，但与虞舜不可强指为一人，因虞舜自有其世系。《左传》昭公八年史赵曰：“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可知舜为虞代的重要人物，惟事迹已不可详知，今《虞书》所载者为后人的附会之词，然不可因此即否定舜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帝喾也应是原有此人，后被神化。
古代传说之最脱离实际者，为战国游士之信口开阖，惟就有利于其理论主张者添枝加叶，以致似是而非，远离实际。孟子为后世很受尊重的学者，在他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种风气。如《鲁颂·閟宫》有句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这是当时臣子恭维鲁僖公的话，因为鲁僖公曾参加齐桓公伐楚的联军，而孟子硬说是周公的事。又如葵丘之会，是齐恒公霸业的鼎盛之会，《谷梁传》云：“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7] 这是符合春秋前期各国的政治要求的。而孟子则说：“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8]孟子特别强调了“尊贤育才”，“敬老慈幼”，“取土必得”，“无专杀大夫”等事，这正是他的政治主张，而不是齐桓公称霸时的政治要求，更分列为五命，以便于安插其私货。尤为显著的矛盾，是他曾明对齐宣王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9]到后来讲学时，便不顾以前说过的话了，随所需要而订立标准。可知“层累地”的传说多是这样造成的，其历史价值，须作较细致的分析批判方可评定。
传说与神话虽有重大的区别，而二者常常混在一起，首先须辨明其中的人物和事迹，或原为世间实有者上升为神话，或原为神话下降为世间的人和事。《古史辨》着重在后一种情况，第七册之《中国上古史导论》尤为明显。其说云：“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据吾人之考辨，知其无不出于神话。古史传说中之圣帝贤王，一经吾人分析，知其原形无非为上天下土之神物。”[10]不仅古代传说中之帝王都为“神物”，夏代之存在亦被否定。“夏代之器物文字，至今未有发现，殷以前之为先史时代，近人已多公认。据摩尔根（morgan）《古代社会》，及野蛮高级始发明文字，始有国家之形成，国家之组织为文明时代之产物，‘夏’固为先史时代，其不得有国家形态，要可断言，则夏国与夏代之有无，实成问题。夏代传说之确立，至早在殷周之际，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展转演述而成者，故周人盛称之，而殷人则不知。”于是谓“夏后”为“下后”，为“上帝”之对待名称，“而夏代之名称即由此出”。[11]立论既极薄弱，结论则十分强悍。姑且毋论近代在豫西晋南出土文物明显与夏代有关者，即古代文字记载，其关于夏代者，亦无法一笔抹煞，最明确者，商汤为代夏而立者，夏朝如不存在，商汤将何所代而立耶？
其考辨分析多牵强附会之词，亦应指出。如论大禹为神，“《庄子·齐物论》篇云：‘无为有为，虽有神禹，且不能知。’禹而得为神禹，其有神性可知。”[12]按《齐物论》之原文为：“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导论》窜改原文“无有为有”作“无为有为”，已失原意，“神禹”之“神”字乃形容词，言其才智精妙，如今人于医术高明者曰神医，岂可谓医生为具有神性者？此已非考辨家应有之态度，故不烦评论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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