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每个自然历史阶段，我主张对其间的社会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有阶级的社会，也不能只按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条线，或什么生产方式，作简单化的研究。如战国至魏晋这个阶段，我在给学生讲课时提到了9个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再找出各个方面的交互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拿阶级关系来说，汉初至武帝就是有变化的，军功地主衰落了，一批新地主取而代之，于是出现了田宅逾制的问题，出现了室庐舆服僭上无限的问题。如此等等，只有进行全面地分析与综合，才能把这个阶段的社会研究清楚。简单化了不行，照比欧洲也不行。如东汉时的地主庄园，以往我们都将之比拟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庄园。经我研究，二者迥然不同。不同者何？东汉庄园乃农商一体化、城乡结合之庄园也。这里只讲研究方法问题，过多地就不说了。
对每一阶段的社会，都要全面研究，不能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要点、面、线三者结合起来。有点、有线、又有面，复原一个社会的整体面貌。只抓一点不行，只抓一线不行。可是我们过去的研究，或有点无线，或有线无面，只顾找材料套公式，证明公式就完事。上下左右不相连，缺乏社会网络。这能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吗？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有些作法，和梁任公之说，也是无大区别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对一个阶段的社会各个方面，一下子全研究清楚，但从全局着眼，从局部入手，在研究局部时不忘记全局，这总应该可以做到吧！兼则明，偏则暗。单打一，有时连一个小问题都是很难说清楚的。如《史记·陈涉世家》中提到的“发闾左”，如不从当时的社会基层组织进行考察，就说不清楚。说什么闾左贫民，富人住在闾右，当时有这样的基层社会组织吗？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这叫形而上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还可举一个例子。欧洲封建社会只经过一程就转为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中国封建帝制时代的历史反复了三程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呢？我的回答是：这三程中每一程都有相当发达的工商业，但就是产生不了资本主义。至于萌芽，每一程中均有之。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在：中国始终没有商人社会，而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是二元的，既有领主农民社会，又有商人市民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队伍中，诸色人等无所不有。有农民，有工匠，有地主，有僧侣，有官僚，有贵族，有时还有皇帝老子。多方参与，缺乏专业商人。专业商人也依附于官府，和农村脱离不了关系。多方参与，自然很是热闹；缺乏专业商人社会，必然产生不了资本主义。中国的农民也多有兼业，如木匠、如铁匠、如石匠、如染匠、如做豆腐，等等，等等。所以，说农民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纯自然经济，并不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之说，是谓主观主义。
社会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些。而要有复杂的脑子，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装备起来。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灌输式的，但愿灌输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公式，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精神。
末了，简单谈两个问题。一个是读书问题：中国史书那么多，而且六经皆史，怎么读得好读得了呢？我的意见是：读书要有轻重主次，主要的重点书，要多读，要精读；次要的书则略读，有些只须浏览就行了。我对《左传》和《国语》，是下过功夫的。对前四史，也下过一点功夫；再有就是《资治通鉴》。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触类旁通，重点书读熟了，其余的书也就可以旁通了；重点书中所无的，在其它书中一见就记住了。读书的过程也就是对史料分类清理的过程。不要总是忙于抄卡片，抄的越多忘得越多。总之，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在读书上，那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是不抄卡片的，有时只作点索隐。有的人说我只读过一部书，有的人不知道我为什么读书少而著书多，实则读书也有方法论问题。方法对头，则读书少而得益多；方法不好，读得多了就糊涂了。
另一个是史学理论问题，学此道者，切不可脱离史学研究的实践，只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辞句上打主意。理论要能回答历史研究中碰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不能空对空，谈了一大套而不解决任何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应来自实际，而又高于实际，这样对历史研究才有指导意义。我的学生中，有研究史学理论的，我经常提醒他们，不要作空头理论家，不要当马路评论家，说了老半天拿不出一个史学研究的章法来。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作史学理论，这是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历史观，属于哲学范畴。史学理论应是史学家如何治史的理论与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就应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有的理论与方法。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程序，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搜集和处置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各种史学之异同，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具备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研究方法，等等。总之，史学理论应是培养史学家的理论，是论述史学家如何治史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家之可贵，贵在多出高质量之产品；史学理论家之可贵，贵在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好比一个体育教练，本人不一定是运动员，但却可以训练出高水平的运动员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不应介入各派之争，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而应冷静地观察各家各派的理论与方法，考其得失，提出更好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家应该解决的问题，应是如何改善我们的研究方法，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如何改进史学研究的章法，强化史学研究的品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思索史学研究中的问题。我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传授不了多少知识，只能讲一些获取知识的方法，考虑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给学生讲的第一课，就是我的治学方法。我的学生中有研究史学理论的，在作论文时，我提醒他不要偏向一家，要把各家各派放在同一杆天平上，从其治史的理论与方法，衡量其轻重大小，分出个档次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应有其特有的品格；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也应有其特有的品格。我也搞点史学理论，但我不是史学理论家。有人说我是史论学家，这倒差不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应据史实而论理，把纷杂的史实理出个明白来，就象检察官调查分析案情一样。我们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定要落在实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多得很，就看你抓不抓得住，能不能解决，解决多少了。历史是人类智慧的宝库，走进历史，探采中华民族的智慧宝藏，观照现实，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伟大的新时代需要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要由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完成。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要有超高型的历史哲学思维，多学科的知识结构，渊博的历史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手段。这样，才能完成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创造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任务。吾老矣，虽不能大有作为，但愿作新史学的前驱，为振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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