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分析与马克思学说的继承，发展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沃勒斯坦本人对此从不讳言，他认为，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一笔概念丰富、充满道德激励精神的伟大遗产。同时，沃勒斯坦完全同意马克思对自己理论局限性的认识，把它视为那个时代的产物。世界体系分析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冲力的前提出发，把资本积累始终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体、综合的考察，因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得出了与马克思学说相联而又不相同的结论。世界体系分析解释了马克思学说似乎不能解释的许多历史现象。
世界体系分析最容易令人想起依附理论，特别是在核心，边缘的划分及其不平等关系的分析方面。此外，两者又都是作为批判“发展主义”的反现代化理论出现的。不同的是，世界体系分析不象现代化理论或依附理论那样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是在历史体系上作文章，因而更有历史感和整体性，所得结论也大不相同。此外，世界体系分析的“野心”要大得多，它不仅批判流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而且批判整个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笔者认为，尽管世界体系在出现时间和议题上与依附理论最接近（人们据此常常把它放在依附理论之后，作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现代发展理论链条中的一环），事实上，从概念、方法论层次上讲，它与依附理论的渊源远不及与年鉴学派和马克思学说来得深远。
不少世界体系分析论者“出身于”社会学，沃勒斯坦本人就被许多人称作社会学家。虽然世界体系分析的议题大大超过当代主流社会学专注的微观领域，它的形成和发展却不能不受历史上一些伟大社会学家的影响，可以举出例子有卡尔·波拉尼，艾米尔·迪尔凯姆，马克思·韦伯等等。这些杰出的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诸如社会演变分工、社会阶层分析等等，被程度不同地吸收进世界体系分析的史论框架中。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世界体系分析还不很熟悉，但它的宏观、总体、甚至理论化的经济史观都不难在中国找到知音。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曾提出中国经济史研究要“破四就”：必须对外国经济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必须对政治法律曲章制度乃至社会心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必须对经济发展全过程有所了解，不能就所研究的时代而论那个时代；必须重视理论上的提高，不能就事论事。这些主张，强调的正是经济史研究的大视野，多因素、长时段以及史论结合的观点。尽管观察问题的角度相当不同，严中平集毕生精力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总结出的这些真知灼见，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研究的主张如此不谋而合（我猜想严先生以前可能并不了解世界体系分析这个学派），不能不再次表明，要在研究中作出科学结论或有所创新，关键不在于研究什么题目，而在于如何去研究它。
世界体系分析对我们思考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重大问题也不无裨益。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史学界长期以来对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究竟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还是以中国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作为这个中心线索。此外，还存在一种“冲击--反应”模式的外国论观点。⑦这几种范式分歧的核心问题，可归结为如何对待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在这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对外因的强调，大致在外国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这个顺序上依次减弱。当然，这个归纳过于简单化，不能反映各个观点的完整立场。应该说，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观点还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观点都承认，离开世界经济的过程，很难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作出科学解释。不过，内因、外因孰轻孰重的争论，的确反映了国别经济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即以一国为分析单位无法避免甚至难有定论的问题。相比之下，世界体系分析的立论则使它不必受这个问题的困扰。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分析单位，按照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的逻辑，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贫困落后的国家，各民族国家的经济过程都看作世界体系内某一地理位置上发生的过程，因而也就不存在内因、外因之争了。
世界体系分析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史学体系，始终不渝地坚持逻辑的一贯性和分析的整体性，事事处处从世界体系的立场观察问题。笔者感到，世界体系分析的这些长处，同时造就了它的局限性。世界体系分析崇尚的综合、整体、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方法在它之前和之后都为许多学者分别地和不同程度地运和于各种题目的研究中，甚至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也不是自世界体系分析开始。但是，通过这些方法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分析，却很难被人们“择其善者而从之”，也就是说，你要么接受它，要么不接受它，很难部分地接受或采取折衷立场。比如，如果同意世界体系是适当的分析单位，你就不可能再承认就一国论一国的合理性，就要对传统的国别经济史研究进行重新思考；承认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规律性，就不能不摒弃认为所有国家都能最终实现所谓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等等。总之，接受世界体系分析的基本框架意味着再没有既可以从世界范围看问题，又可以从一国范围看问题，或此时此事从世界范围看问题，彼时彼事从民族国家看问题这样“灵活运用”的余地。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分析迫使人们做是或否的选择，而非此即彼的选择从来都是困难的。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对所有问题作出解释，强调大系统、大视野的世界体系分析当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对世界体系分析的批评至少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⑧1.有些批评者认为，世界体系的概念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过程。世界体系分析的整套研究不过是作者运用这个概念重新组装历史，让历史符合这个概念。2.批评者们认为世界体系分析忽略社会历史的特殊过程，即忽略世界体系以外分析单位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把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理位置，疆域大小千差万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历史用同一的世界经济整合过程一言以敝之，无助于人们对客观历史过程的认识。3.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沃勒斯坦以韦伯式的社会阶层观点代替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同时，批评世界体系分析把研究的重点问题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片面强调商品交换关系而不是商品生产关系，因而带有流通主义论色彩。有些人还据此称沃勒坦为“流通主义者”或“新斯密主义者”等等。
对这些批评，沃勒斯坦几乎从不作正面回应。不过，他一直宣称，世界体系分析不是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而不过是对现存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一种抗议。就试图替代这一传统的世界体系分析来说，它还远没有完成，还有大量有待认识、有待发展的领域，完成这一工作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这也正是他本人和其他世界体系分析学者和学生们目前正在致力的工作。世界体系分析为建立史论一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尝试，无论人们对它的成败如何评价，无论它本身存在多少不完善的遗憾，这一尝试对传统的历史－－理论框架的突破与创新，很可能代表了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分析对我国的经济史研究，甚至对整个社会科学都具有启迪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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