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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唯物史观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及其根源

如何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运用唯物史观世界交往的方法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方法,着眼于马克思对中国历史分析的思路和内在逻辑,从中国封建社会封闭性的现象入手,由表及里地追寻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进而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横向上社会结构的僵化导致了其纵向上发展的停滞,而纵向发展上的停滞又强化了其横向上社会结构的僵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本文在对中西封建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黑格尔在谈到人类历史的发展时,把东方的中国等古国看作是人类文明的起源。第一批踏上中国领土的西方人(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感叹这是一个西方自愧不如的世界。历史上的中国,确实曾经以其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先进的科技(造纸、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四大发明的代表),无比丰富的汉化典籍,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
    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气勃勃的兴起,中国却开始从顶峰上跌落下来,成了一个落伍者。这是因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基本的规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以及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取代,使之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并且开创了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同一时间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依然景物依旧,旧世界因过度成熟而日趋腐烂。历史在漫长岁月中盘旋,没有社会形态的质变。
    确实如人们在直觉中所握到的那样,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迟滞性是中国落伍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就是其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性。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或许是世界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但其结果却总是表面上的改朝换代,整个社会在实质上并未获得质的进展。鲁迅先生对此感叹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他由此更悲愤地仰天长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么许多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①
    那末,“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即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迟迟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西方学者对此提出了种种解释: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宗教的比较,认为中国宗教决定了其无力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中,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生态环境、人口、经济、政治诸多差别的对比研究,来解释为何西欧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中国却不能。卡尔·A·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认为西方是非治水地区,经过封建社会而发展成为“现代多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是治水地区,举办治水工程对其农业的生产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这样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纪律、从属关系、强有力的领导,由此必然出现永世长存的“东方专制主义”。
    中国的学者,则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究这一问题:第一,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视角,对明清时代生产力的状况作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它确实也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但由于农业的增长主要通过生产集约化的途径,因而劳动生产率有所下降,劳动工具改进也较缓慢,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第二,从工业与商业的视角,对明清时代的手工业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虽然也存在雇工生产的工场手工业和大量的农户家庭手工业,但却缺乏西欧包买商这种商业控制手工业的形式。第三,从商品生产的视角,对明清时代的商品经济作了研究,认为它相当发达,但其城市不是如西欧那样的商业中心的自治城市,商品流通只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第四,从自然经济顽强性的视角,对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作了研究,认为中国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形成自给自足的体系,封建主义压迫过甚,是中国未能发展起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的说明,应当从马克思的一个著名的思想入手。这就是他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所说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②。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他在谈到“印度根本没有历史”③时,认为“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④反过来看,西方的对外交往开放,尤其是“地理大发现”,对其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隔绝”和“孤立状态”也就是封闭状态,封闭是中国和印度长期处于停滞之中的主要原因。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历史。
    当然,这里所说的封闭,并不是讲中国绝对不对外交往开放,关键是什么性质的交往开放。虽然,中华民族对外交往开放有着悠久的历史,张骞、甘英、玄奘的陆地探险,郑和七下西洋最远达到非洲,但其主要是为军事、政治服务,“宣威海外”、“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达“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河以及西方”。而经济的交往是次要的,其对外交往开放的潜在目的是为了回归闭关锁国。正因为如此,在郑和死后,明王朝就停止了这种对外交往,到了清朝更一度实行严厉的海禁,即便是后来稍有松动,也是严加控制。
    从总体上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基本的内涵:这就是经济封闭、市场封闭、文化封闭、精神封闭、心态封闭、政治封闭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封闭和心态封闭,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超常发展所决定的。所谓政治封闭指的是为了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既定君主专制体制,以保障皇帝的权力而进行的封闭。所谓心态封闭,指的是以辽阔的国土为依据,形成一种“天圆地方”的世界地理观和“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封闭的政治和心态,导致了对外来新事物愚昧无知的封闭,以致一位在中国传教多年的神父于1792年说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有一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正因为如此,封闭的中国对一切外来的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不是不屑一顾,就是束之高阁。马克思对此曾作过生动的描绘:“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从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⑤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这种封闭又是怎样产生的呢?马克思从非西方社会的横向僵化的社会结构入手探讨其纵向发展停滞性的思路,在方法论上具有极大的启发性。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专制的政权,以维护既有的秩序和体制为目的,必然要求一种横向僵化的社会结构,既防止内部力量对之冲击,又防止外部力量对之冲击;而其纵向上的停滞反过来又强化了其横向社会结构上的僵化,使之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所以,这种封闭产生的原因,必须到对中国横向僵化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去寻求。
    应当肯定,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都是封建社会,有其共性:主要经济部门都是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工具和使用简单工具的农业,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甚至时常处于停滞状态;主要劳动者都是进行自给自足小农生产的农民;主要统治者都是垄断大量土地、剥削农民的封建地主。所以,要科学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封闭产生的原因,不能不从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个性入手。
    马克思在谈到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时,有两个异常深刻和极具启迪的思想:第一是非西方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三位一体社会结构的思想。这就是:(1)自给自足、处于封闭状态的农村公社是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2)土地国家所有制是基本的土地所有制,专制君主就是最高的地主,农村公社不过是“世袭的占有者”,公社社员只能拥有“间接”的财产。(3)中央专制政权和专制君主是基本的政治统治形式。第二是西方社会封建农奴制特殊性的思想。这就是:(1)农奴制。(2)土地不许出让给平民。(3)封建主对于农民拥有世袭的司法权或领主审判权。⑥
    以此为方法论指导,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不同于非西方的中国的个性在于:在土地所有制上,在承认全部土地归封建主所有的前提下,实行领主逐级分封;在社会基本组织上,封建庄园成为封建社会的“细胞”;在社会政治结构上,封建庄园既是经济实体,又是政治实体。这样一来,在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出现了如下一些特点:封建主权非常软弱,无法控制封建割据的封建诸候;政教常常处于对抗之中,允许多种宗教并存;政治中心在农村的封建庄园而不在城市,形成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的自治城市,农业和手工业分工比较彻底。以上诸因素随着西欧生产力的发展,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共同构成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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