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僵化的社会结构，在其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领域的相互作用中，出现了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在社会关系中，封闭性的血缘亲属关系占有突出的地位，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社会基层，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一种宗族性的社会集团，具有强大封闭性的向心力，其灵魂是“敬宗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遭罪，满门抄斩”。在社会上层，主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个人对家庭的态度和义务是与对国家的态度和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忠臣必然也是孝子。这就是所谓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就不能不把政治与封闭性的血缘亲属关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红楼梦》“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对贾史王薛连姻的四大家族一损俱损和一荣俱荣的逼真描写，就是典型的一例。
第二，在政治对经济的超强干预中，封闭性的重农抑商政策占有突出的地位。所谓“重农抑商”，要害在于“抑商”，以种种制度和法规限制商人的商务，掠夺商人的财产，削弱商人的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以兵马司管理城市商业活动，对之苛征暴敛。在静态上，“肩背之贩无一物不税，绳枢瓮牖无一间不税”；在动态上，“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在总体上，“天下税课，独苦在商”。在如此严酷的“重农抑商”政策的桎梏中，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很难得到较大的发展。明清的海禁，进一步割断或削弱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是雪上加霜。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本”，即财源和兵源所在，而商品经济则是瓦解其威的腐蚀剂，其发展必然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专制政府对其经济，是推动它沿着封建经济的旧有轨道，在停滞中生存，因而只有量变，没有质变，使得中国很难出现15世纪以后，以英国和尼德兰为发端，西欧各国先后出现的改弦易辙，即放弃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采行重商主义，由抑商而重商的政策。
第三，在经济中，商品经济遭到中国生产关系“二元结构”下落后的自然经济的拼死抵抗，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因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成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凡是以“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统一”作为其“广阔基础”的生产方式，对商业资本的解体作用，具有“最顽强的抵抗力”。（13）在血缘亲属关系包裹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一方面导致生产力发展几乎处于停滞之中，另一方面又无限扩大人类自身的生产，从而导致二者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农民极端贫困，缺乏剩余产品，几乎不可能作为平等的交易者进入商品市场。城乡经济的同一性，使真正独立的商品经济难以出现。西欧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城市走上了独立于封建政权和领主经济之外的发展道路，成了自治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出现了城市工业品生产中心和乡村农产品生产中心，而这两个中心的相互独立及其双向交流，是商品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土壤。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城市是政治上的中心，乡村是其附庸；城市是财富消耗地，乡村是财富来源地。这种城乡经济的同一性以及经济上的单向运行，使真正的商品经济难以出现，城市也不可能成为瓦解自然经济的工商业中心，而只能成为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附属物，无止境地向乡村榨取产品和劳役。
概上所述，中国封建社会横向僵化的社会结构及其特点，使之处于封闭状态之中，其历史发展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反之，其纵向发展上的停滞，又强化了其横向社会结构上的僵化；最终未能挣脱封建社会的枷锁而被迫从其顶峰上跌落下来。本文是作者学习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之所得，就教于学术界。
注释：
①《集外集》中的《忽然想到·四》，第13页。
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第69页、第71页、第26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4、27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⑩（13）《资本论》第3卷，第89页，第371、37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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