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义”的侧重
对史义的讨论，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如何理解《春秋》之义进行的。随着历代学者辩驳论难的不断深入，“义”范畴的内涵越来越充实，层次也越来越丰富。
清代四库馆臣在整理历代流传下来的、极其浩繁的注解《春秋》之书时，曾大为感慨：“《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包括《易经》，--引者注）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①a]
从蠡测《春秋》之义入手，进而探讨史学之义，历代学人主要有以下说法：
1.惩恶劝善之义
孟子不但指出了《春秋》中贯穿着孔子赋予之“义”，而且也提供了了解《春秋》之义的线索。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②a]
这就指明，《春秋》是尊周王室的，是为周天子所作的编年史，其义在于讨伐乱臣贼子。《春秋》寓含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因而要了解孔子，需凭借《春秋》；要加罪孔子，也同样凭借《春秋》。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体察出，在春秋战国这一“乱世”中，史家述作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还是较险恶的。礼崩乐坏，原有秩序大乱；权臣当道，可以加害于所不喜欢的史家。孔子费那么大气力修《春秋》，却又对其“义”闪烁其辞，结果要由后人来猜测阐发。其实，也不独孔子这样。楚威王傅铎椒，为了使楚威王能够通晓历史，“采取成败”，编了四十章的史书，名为《铎氏微》[③a]。“微”者，有微婉之词不便明言故也。有个姓虞的游说之士当上了赵国的上卿，故号虞卿，也写了一本史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④a]又是不能明言，只能取“刺讥”方式。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和《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把《春秋》作为教材，在讲授时“有所褒讳贬损”，不写出来，而是“口授弟子”。弟子们过后再重说《春秋》，就造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孔子的作法是出于不得已，是为了“免时难”。然而对于《春秋》之义的准确传播，则是很大隐患。于是，鲁太史左丘明挺身而出了，他担忧孔子的弟子们“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由此可见《左传》对于《春秋》之义的阐释是有一些权威性的。《左传》认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⑤a]又说：“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判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⑥a]
文字极简略的《春秋》，有了《左传》补充史事并阐发义旨，才使得其“惩恶劝善”之义为后人理解并发扬。四库馆臣充分肯定了《左传》对于理解《春秋》意旨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⑦]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
司马迁承父司马谈之遗训，以著作《史记》拟孔子作《春秋》，并以当代孔子自命，因此对《春秋》之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在运用很多材料和文字论说《春秋》之义时，显然也融进了自己对史“义”的理解。
他借用孔子之口概括六经各自的最主要特色， 突出了《春秋》之义，“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⑧]并指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⑨]。
司马迁对史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为推重，他对《春秋》之义的反复揭示，实质也是在阐说自己著《史记》的宗旨，亦是对史“义”的最高要求和最理想的描绘，请看他慷慨激昂的言辞：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以道义。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①b]
这不但是阐说《春秋》之义，而更是在强调《春秋》之义对于整个社会的指导作用，从普通人到君王，概莫能外。史书之义不但是理解史书的钥匙，而且也是理解历史的钥匙，还可以是指导世人立身行世的基本原则。司马迁所撰《史记》，就是本着上述意旨，取舍融铸了三千年通史，生动形象地绘出整个社会的立体图。从这幅大图画中，可以看到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君王后妃，文臣武将，隐士游侠，诸子百家；有经济政治，山川河渠，律历音乐。男女老少，客观事物，相互交织影响。个人生死荣辱，王朝兴衰替代，成败兴坏之理凿然分明。换言之，合格的史书就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它不以空言教人，而是寓义旨于史事，因而能“深切著明”。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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