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广度的理解也超出了前人，他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②b]即不仅仅是以讥刺来惩恶劝善，还有推崇圣德、褒扬周室之义。这也与他所撰《史记》有关。《史记》以推赞汉德为第一要义，司马迁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者，不可胜道。……主上明圣而德不存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③b]这道出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念念于心的夙愿。正因为《史记》有颂汉之义，所以司马迁也特别指明《春秋》亦有颂周之义。
究竟《史记》有没有继承《春秋》之义，后来学者是有不同看法的。葛洪《西京杂记》是肯定的，认为“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扬雄则最先提出了“是非颇缪于经”说，“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④b]班彪、班固父子也认为司马迁违背了《春秋》之义，因而需要在《史记后传》和《汉书》中加以矫正，重新申明圣人之旨。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严厉批评道：“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班固《汉书》对《史记》中所存在的所谓违背惩恶劝善之义的记载，只要是在汉代史范围内的，统统加以修正。然而后人范晔依然认为班固《汉书》在惩恶劝善方面存在缺憾，“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⑤b]这种现象说明，随着封建正统史学的发展，对惩恶劝善之义的理解和运用，越来越具体、细致了，以至于后人总是挑前人的不足之处。
2.大道、名分之义
此义的探讨也是首先围绕《春秋》展开的。《庄子·天下篇》认为，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社会中，百家之学是可以有用武之地的，可以其不同的主旨，各显其能，“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并对于俗称为儒家经典的六部书，分别标明其主旨，即：“《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所谓“名分”，就是卑尊下上，各守其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滕文公下》对此也提到过：“《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看到周王室衰微，区别等级的礼乐制度遭破坏，诸侯恣行，大夫专政，“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⑥b]在《春秋》中严格依“名分”记事。司马迁对《春秋》此义有所注意，他举例说：“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⑦b]世道之所以乱，就是因为“名分”遭侵蚀、破坏，人们没有各守其本分，致使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着意记载此类史事，旨在申名分之义，警醒世人勿失其本，“《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⑧b]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⑨]司马迁在对《史记》结构的设计上，就突出了名分之义。对前代各种史书体裁进行选择、改造，“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立了一个以帝王为中心、区分人物等级的纪传体体裁。本记，记帝王之事，是全书之纲，“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①c]世家，记“开国承家”者，虽多系诸侯王，但也要与皇帝区分开尊卑序列，如刘知几所指出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②c]司马迁把本纪与世家比喻成北斗与众星、车轴与车条的关系，“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③c]。正是由于《史记》结构所具有的名分、等级特点，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喜爱，也符合天下一统，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此书遂成为“正史”之首，后世仿作层出不穷。继《史记》而作的《汉书》，更是进一步把名分之义发扬光大，班固在《叙传》中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
东汉末年，荀悦在《汉书》的基础上，修成编年体《汉纪》。他在《汉纪·序》中提出撰史的五项基本原则，将“达道义”列为第一，“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从《汉书》中选取的内容，也明显突出了在道义、名分上的考虑，“其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法式之典，凡在《汉书》者，本末体殊，大略粗举。”[④c]这大概与他本人的位置和当时形势有关吧。时逢曹操执朝政大权，汉献帝是个傀儡皇帝，“恭己而已”，但心中却时时不忘诛除权臣，重振汉室。荀悦与从弟荀彧及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荀悦“志在献替”，看来是拥汉的。然而“谋无所用”[⑤c]，他寄道义、名分于史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见解的流露。
东晋的常璩也有类似荀悦的提法，他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在达道义方面，《华阳国志》写入了相当多的三纲五常说教，在名分上不但尊中央王朝，而且更进一步将它们罩上“天命所归”的光环。
袁宏也是东晋时人，他的议论比常璩又发展一步。他把“笃名教”作为“史传之兴”的唯一主旨和动因。他总结前代几位著名史家的述作情况，赞扬了司马迁“扶明义教”，然而也还有不足，其他如班固、荀悦，做的就很不够了。他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在指出前贤遗憾之后，他道出《后汉纪》的义旨所在：
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⑥c]
把义教说成是史书的灵魂，自然不独出于袁宏胸臆，而是刻有时代的印记。
所谓名教（义教），就是重“正名”、“定分”的封建礼教。源于汉，盛于魏晋南北朝。汉代曾把合乎统治者要求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以之进行教化，即“以名为教”，简称“名教”。进入魏晋南北朝，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巨大势力的世族豪门，以名教观念为准则，相互标榜吹捧，操纵社会舆论。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名教，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正统史学也自然把名教作为最高指导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从荀悦、常璩到袁宏，他们均已脱离《春秋》而探讨史“义”。这表明史家对于史学批评的抽象能力已有所提高，已经超越就某部史著发议论或借题发挥的阶段了，能够较独立、自觉地审察史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宋代史学又出现一个重名分的高潮，并且进一步发展为正统之辩和尊王攘夷之说，使史“义”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内涵。
欧阳修借孔子《春秋》发论，“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⑦c]。他在修《新五代史》时，慨然于五代世事之乱，战祸迭起，“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他说：“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①d]
由于宋代民族间多有战事，欧阳修就从《春秋》中发掘尊王攘夷之义，尽力体现在《新五代史》中。他把居中原的王朝视为正统，把周边各族视为“夷狄”，作《四夷附录》，热衷于记载各族“服叛来去”之事。在本纪中也是严格按既定义例记载，“夷狄来，不言朝，不责其礼，不言贡，不贵其物，故书曰来”。[②d]他“著其屡来”，借以表明尊王室和正统所在。他说：“盖王者之大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来者，伐之；僭伪假窃，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③d]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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