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举例说：如果给魏徵作传，“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如果给段秀实作传，“但记其倒用司农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击朱泚，自足以为忠烈矣。”[⑦e]按照这个意见，记载人物不必加任何褒贬字样，连“正直”、“忠烈”之类的定评之语都不要有，完全依事实照录，观之者通过这些事实自可以得出结论。--这已经有些“纯客观史学”的意味了。这也就是说，史“义”不必由作者口道出，而是要寓于史事之中。
李翱的话极大地启发郑樵。郑樵在《通志总序》集中阐说了自己的史学见解，其中对褒贬说的批评尤其激烈和系统。他的核心观点是：
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
他批评自唐以来史家之迷误：
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
他认为褒贬之说已给史学带来极大危害，“伤风败义，莫大乎此。”他举例说：“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郑樵还从史学源流方面说明褒贬固非史作应有之义，指出《左传》“君子曰”，“皆经之新意”；《史记》“太史公曰”，“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有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褚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郑樵还列举事例说明，如不重会通之旨，轻易褒贬，不仅会歪曲历史，还会造成思想混乱，“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邱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⑧e]
朱熹并不激烈地反对褒贬，但反对专意于褒贬。他认为，《春秋》之重心并不在褒贬上，“《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⑨]他主张，读史的关键是要求索义理，批评一些“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圣贤亦不过审于利害之算而已。”那么正确的作法是怎样的呢？“鄙意以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变，又以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耳。”“凡观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便见得义理。”[⑩]朱熹对史“义”之认识，显然比前人广阔和深刻了，但如把握不当，其认识易流于主观或空泛之失。
进入清代，几位大学问家、大史家对史“义”的探究和解说都有相当的深度。顾炎武生当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之时，深感心学泛滥、学风空疏之弊，认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义，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①f]王鸣盛也主张要从实学中求“义”，而不能从“议论”及“褒贬”中寻求，这个道理对于经、史都适用。“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②f]钱大昕认为，“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拚，奚庸别为褒贬之词？”[③f]他批评“空疏措大”之人，“辄以褒贬自任”，只是善于高谈空洞的教条，“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不过是自鸣得意，其实并未得到史学真谛。这种人的议论有三种毛病：一是“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二是“不卟年代，不揆时势”；三是“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④f]
事实上，对于作者如何在史著中显现史“义”，以及读者如何从史著中体会史“义”，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争论的大体趋势是明显的。主张在史作中鲜明突出作者主观倾向，以褒贬评论实施道德裁判与教化，越来越缺少支持；主张在史作中寓义旨于史事，以善恶必书的方式客观反映历史，越来越受到欢迎。当然，这后一种主张实践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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