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义”与“事、文”之关系及“义”的开拓
自孔子、孟子揭示史作（史学）的“事、文、义”三要素后，绝大多数史家将“义”看作三要素之首。可以说，重“义”，是中国史学的一个悠久而良好的传统。史学批评之重“义”主要有两个特征：
1.批评兼顾“事、文、义”，但以义为先
班彪撰《史记后传》，《略论》篇是史学史及史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献。该篇重点评论《史记》，从事、文、义三方面考察：其论“事”（史料、事迹）：
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
其论“义”（主旨、观点）：
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其论“文”（文笔、才华）：
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另外还有一段文字论编纂方法。从上述文字来看，班彪对于“义”最关注，要求最严厉。《略论》对《史记后传》的自我评定和绍介，依然最突出“义”：
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也是按“事”、“文”、编纂、“义”的几个要素讲的，强调自己是以《春秋》之义刊正及续撰《史记》。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评论与班彪所评基本一致。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评论班氏及《汉书》，亦从事、文、义三方面评骘。其中论“义”，文字多，份量重。
在史学批评史上有这种现象，某位史家过分偏重“义”，忽略了“事”与“文”；而有的史家则偏重“事”与“文”，忽视“义”。这种对“义”把握的失衡状态，往往被其后的史学批评所纠正。
晋人孔衍发愿撰汉、魏诸史，偏重于“义”，“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⑤f]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删汉魏诸史，只是选取“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章次序，名为《汉尚书》、《后汉尚书》、《魏尚书》，共26卷。他又以同样的指导思想删《战国策》、《史记》（汉以前部分）名为《春秋时国语》、《春秋后语》，各十卷。孔衍本人很自信，自作序夸口说“虽左氏莫能加”。然而，缺乏史事，只有语录、观点的史著，是不受世人欢迎的，“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
唐人李翰则对某些学者片面追求博学多才，而不重史学要义的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他首先谈到这些学者治史的盲目性，“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见闻固然广博了，然而却未抓住史学精髓，“是非纷然，澒洞茫昧而无条贯。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李翰形容这些学者尽管勤奋刻苦，却依然陷入困窘迷惑状态，“高谈有余，待问则泥。虽驱驰百家，日诵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难成，殆非君子进德修业之意也。”他以《通典》为例，说明正确的作法是要端正治史方向，搞清楚治史的主旨究竟是什么，“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①g]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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