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产生以前和产生初期社会中的母系制
易洛魁人及阿散蒂人的联盟是众所周知的在早期国家中存在母系制的例子。美洲印第安人中有许多社会在社会经济发展达到很高水平时也仍然保留了母系制，例如美国东南部的奇罗克人、乔克托人和克里克人。许多非洲国家在殖民以前和殖民主义时期也是母系制占主要地位。
在马拉巴尔海岸地区喀拉拉邦北部和中部的一些国家里，母系制不仅和种姓差别及阶级差别同时存在，而且和发达的军事行动并存。有许多资料提及喀拉拉邦中部和南部存在着群婚的习俗，那里纳亚尔人中所有的妇女都被认为是“共有的”。而那里实行母系制的贵族种姓则遵循一成不变的上攀婚（гипергамия⑩）原则，藉以保持上流血族的“纯洁性”。
施奈德和高夫采用默多克的分类法，按人口多少对国家进行分类（“最小国家”为1500至1万人；“小国家”为1万至10万人；而“国家”则拥有人口10万以上），发现跟母系制对应最为密切的是“最小国家”（占所统计的母系社会总数的32％）；次为“小国家”（占10％）；最少的是“国家”（占5％）。 而父系制在这一范围内的分布状况如下：“最小国家”占24％；“小国家”占13％；“国家”占15％。由此可见，父系制往往多见于“国家”，而母系制则多见于“最小国家”。假如从进化的角度来考察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母系制和“最小国家”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即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而逐渐消亡。
目前西亚、中美洲及东南亚等地区向农产品生产经济过渡的问题已经得到充分研究。所有这些地区的过渡都花了三四千年。在这一过程中，畜牧业在旧大陆起了重要作用。而在新大陆，农作物品种十分繁多，但畜牧业却并无重大意义。这种差别对社会进化有什么影响呢？或许以掘杖和锄头为工具的农耕所起的作用愈大（不仅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而且在阶级形成以后），母系社会组织形成就愈有可能在历史进程中起重大作用。
西亚古代的母方亲系形式存在于原始洪荒时代，在最早的国家中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影响，这种形式在西亚表现得最为典型。随着早期国家的巩固而产生的财富（牲畜和奴隶）的逐渐积累和军事的发展乃是母方亲系及母系社会组织作用衰退的明确标志。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阶级形成时期西亚妇女的地位仍然很高。公元前 6200～5400年间，在恰塔尔-许于克（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地名--译者）就已存在发达的灌溉农业和畜牧业，随着采集、狩猎、捕鱼等副业的开展，城市和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宗教象征和神话人物大都是女神，她们象征的不仅是农业，还有狩猎。
这里的妇女死后用农业工具随葬，这一点很重要。幼儿和工具要么跟妇女一起葬在大土台下，要么葬在稍远一点的小土台下，但总是跟男人分开。这是母系制和从妇居制社会的证据。从丧葬方式来看，这里几乎不存在社会分层，没有发现豪华的陵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恰塔尔-许于克地区的考察工作意义重大，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利用考察成果来研究妇女的地位。
根据葬礼资料可以看出美索不达米亚阶级形成的进一步进程：那里贵族的随葬品为武器和印章，而村社普通成员的随葬品则是器皿、饰物和工具。从这种安葬方式在时间上迅速两极分化来看，阶级的形成进行得十分激烈。同时有资料表明，古代苏美尔（两河平原南部古国--译者）妇女的地位很高，在国家产生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大家知道，早在原始文字时期，这里的平民农夫就被迫为贵族服役。其后开始了侵略性征战，出现了奴隶制度，而随之产生的财富则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权力的支柱。奴隶们从事社会性劳动，而农夫们则越来越多地被征召到日益扩大的军队里服役。
战争中抓获的男人通常都被处死，留下作俘虏的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因此在早期王朝时期俘虏大多是妇女。苏美尔的一些早期国家认为，妇女从事经济活动和生儿育女的能力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奴役妇女的制度作为阶级产生和国家形成过程中财富原始积累的一个因素值得特别注意。
在早期神权国家中，妇女在庙宇等级制度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例如乌尔（古苏美尔地区城市国家之一--译者）的最高行政机关便是由妇女组成。与此同时，妇女在庙宇经济部门（手工艺和农业）的工人中也占多数。看来她们的地位跟希洛人（古斯巴达国家处于奴隶地位的农民--译者）相近，系出身于世代为庙宇服役的家庭。换句话说：自远古以来阶级差别和男女差别并不一致：某些妇女的崇高地位对整个妇女的地位毫无影响。
社会生产的基本细胞显然是圆锥式氏族一类范围广大的亲属集团，正是这种集团占有土地。在土地上劳作的是这种扩大的家庭的成员和奴隶，说得更准确些，是女奴。早期王朝时代，集体主义的制度和习俗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到公元前2000年时，总的说来土地所有制已经高度个体化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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