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是《史记》反复表现的主题之一。《史记》中的复仇有宗法复仇、士林复仇和文化复仇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分别产生于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前两种复仇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对司马迁产生深刻影响，文化复仇则是司马迁从抗争悲剧命运中独创的，是司马迁对中华民族复仇思想的新贡献。本文将重点论述司马迁的文化复仇观，而以前两种复仇形式作为司马迁复仇思想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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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对侵略与凌辱表现了不屈的抗争精神， 形成了有冤必报、有仇必复的文化传统。《淮南子》中共工与颛顼争帝失败而怒触不周山，终于改变了天地秩序，《山海经》中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而舞，以及《左传》、《离骚》中叙述的时代稍后的少康复国等故事，是中华民族复仇文化传统的神话原型，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复仇文化的母题，集中体现了积淀在民族心理深层中的大仇不报、死不瞑目的坚强意志。
这种从原始社会遗传下来的深固难徙的复仇信念和宗法血缘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宗法复仇意识，并进而成为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第一种复仇形式。宗法复仇主要兴起于周室衰微、诸侯力政的春秋时期。
《史记》记述了许多悲壮激烈的宗法复仇故事，诸如《齐太公世家》中齐襄公九世复仇，《秦本纪》中世父为报其大父秦仲被戎所杀之仇而发誓“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列传》中吴王夫差报姑苏之败、越王勾践报会稽之耻而卧薪尝胆和伍子胥、伯嚭、白公复仇报楚，《赵世家》中赵朔被屠岸贾灭族，而其遗孤赵武在公孙杵臼、程婴、韩厥等人帮助下终于“攻屠岸贾，灭其族”，等等。这些故事集中地体现了春秋宗法复仇的前仆后继、以血洗血的卓绝精神。由于宗法势力在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因而这种宗法复仇即使在春秋后复仇形式有了变化的情况下也没有绝迹。《燕召公世家》中昭公报齐，秦末六国旧贵族兴起反秦，楚南公高呼“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匈奴列传》中汉武帝下诏报高祖吕后之耻以及《李将军列传》中李敢为其父李广报仇而击伤大将军卫青，都是春秋宗法复仇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伍子胥、白公复仇报楚一事，因为这里面存在着宗法血缘与君臣伦理孰为第一位的问题。对此先秦两汉时期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公羊传·定公四年》云：“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这是强调血缘亲情高于君臣大义。《礼记》、《周礼》、《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淮南子》、《白虎通义》也都持相同态度。而《左传·隐公四年》则说：“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司马迁显然接受了前者观点而不取《左传》的说法。《伍子胥列传》赞辞云：“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对于白公复仇，《左传》通过歌颂叶公平乱而明显地表明了否定态度，而司马迁则说：“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哉！”可见司马迁否定的是白公自立为君的行为，而对其为父复仇则予以热烈赞颂。血缘亲情高于君臣伦理，复仇观念胜过隐忍苟且，这说明宗法观念与复仇意识比君臣伦理具有更悠久的传统和更深厚的心理根基。这种带有原始意味的古老复仇文化传统，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淀在司马迁意识深层，它是司马迁复仇思想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
孔子在春秋末年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孔子目睹当时宗法政治秩序的崩溃而决心重振乾坤纪纲，他开始竖起以道统为号召的文化大旗，从此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分离，士文化由此兴起，士林复仇因此产生。“士林复仇”是本文区别于春秋宗法复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士为报恩和捍卫人格尊严而进行的复仇行为。士林复仇主要体现在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士和刺客侠士身上，但由宗法复仇向士林复仇转变的关键却不能不归结到思想家的士，最后不能不归结到孔子。诸侯贵族竞相尊士养士固然是唤醒了士的人格尊严意识，但养士的原因乃在于士以道自任，道统高于政统，这也是士自尊自重、啸傲王侯的理论依据。如果把以道统自居的思想家的君师心态称之为战国士阶层中心文化心态的话，那么士林复仇意识则是这种中心文化心态幅射而产生的边缘文化心态。这种心态的特征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仇必报”。士的人格决不可受到侵犯和侮辱，孟尝君一食客因疑心食物不等怒而辍辞去，待到孟尝君自比其食时该食客又愧而自杀，跛足士因为受到嘲笑而要求平原君杀美人以谢罪，都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士不甘受辱的自尊心理。《吕氏春秋·离俗览》中宾卑聚因为梦中受辱而无法复仇终于愤而自杀，更是士捍卫人格尊严的一个极端例证。士的心田是一片荒漠，渴望着知遇甘霖的滋润，一旦得到点滴甘露，便以涌泉相报。因此与士捍卫人格尊严相联系的是士受到知遇和尊重便有亡命报恩义务，知恩不报同样是士的奇耻大辱，于是便有献躯报仇的壮举，自杀，成为战国士林履行报恩义务的一种典型方式。一旦士舍生报恩，社会传播媒介和社会价值评价系统就会迅速传播，一时间士以义相激，以气相染，相互砥砺，相互标榜，一种重义轻生、慷慨任侠、立身扬名的气氛笼罩着战国士林。士林复仇正是以这种士林风习作为背景。司马迁注意到战国复仇内容与方式的转变，他在《史记》中专门写下了《刺客列传》，除曹沫劫齐桓公外，其余基本上是战国士为义气所激而舍身报恩的复仇记录；豫让为了报答“智伯国士遇我”，不惜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最后其义难成，拔剑三跃而击赵襄子之衣，然后伏剑自杀。聂政为报严仲子而刺韩相侠累，“因自皮面诀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其姊聂嫈为了使贤弟扬名，不怕杀身之祸而赴韩市认聂政尸，“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史记》还写了军事家政治家的复仇，如《孙膑列传》中写孙膑于马陵道伏击庞涓，终报膑脚之仇。《范睢列传》写范睢开始因涉嫌而被魏齐、须贾笞伐，折肋摺齿，置于厕中，宾客更溺，真是耻辱受尽，九死一生。后来范睢当了秦国的宰相，他开始复仇了。
须贾辞于范睢，范睢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于堂下，置莝豆其前，令两黥徒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
昔日冤仇，一朝洗雪。士的人格力量由此得到伸张，尊严得到充分显示，慷慨快意的人生得以实现。
司马迁用饱蘸深情的笔墨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些艰苦卓绝的复仇故事，他仿佛和这些复仇者一道经历了坚忍顽强的过程，和他们一起窥测等待、筹谋策划、白刃相拼……，再和他们一起分享复仇的喜悦。并对复仇者赋予极大的同情、支持和礼赞。中华民族的复仇传统已触进司马迁的血液之中，复仇的种子已经深深地播下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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