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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了文化复仇的渊源、产生、内涵和特征之后，我们再来讨论文化复仇观的意义。
首先，它第一次以理论方式揭示了文化学术事业的功能与历史地位，给后代处于困境之中的文人开辟了抗争悲剧命运的广阔道路。按照符号学原理，从宗法复仇、士林复仇向文化复仇的转变，标志着人的符号能力的进展，表明人又向文化跨进了一步。借助于文字书籍这些符号的传播功能，文化复仇的精神可以超出时间的限制而趋向无穷。《公羊传》和汉武帝肯定的齐襄公复仇充其量只有九世，但文化复仇可以延续到万世。司马迁提出文化复仇，表明他的学术文化意识开始觉醒。《报任少卿书》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个“倜傥非常之人”即“垂空文以自见”的人，他们的名字之所以比富贵者的名字更经得起历史风雨的吹打浸蚀，乃是借助于符号--文化篇籍的缘故。垂空文以自见的人在司马迁以前还有，但是自觉地以文化篇籍来进行复仇，由理论而付诸实践，司马迁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论者们都说曹丕《典论·论文》首次肯定文章功能，现在看来曹丕那些肯定文章功能的话基本上没有超出司马迁的论述，而且司马迁的愤书说是以人生灾难以及人对悲剧命运的复仇抗争作为立论基础，因而它比曹丕生命短暂的说法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所以，肯定文章功能的权利恐怕应该判还给司马迁。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黑夜之中，司马迁的文化复仇论给那些命运多舛的文人们点燃了生命希望之火。不一定非要有杀父之仇，也不一定非要遭受肉刑之辱，凡是那些无辜受到打击迫害的人，那些渴望创造却又倍受摧残压抑的人，那些穷困潦倒在苦难深渊中哀号挣扎的人，那些在人生征途上历尽坎坷困顿憔悴的人，都可以从司马迁的文化复仇思想中得到启示，以此激活自己潜在的文化学术的创造意识，思耻发愤，矢志著述，以文化学术作品来向社会宣告自己的价值，来同黑暗的社会环境进行不屈抗争，使自己的名字比迫害者的名字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第二，文化复仇提高了人的心灵境界，拓展了人的深度与广度。在进行宗法复仇和士林复仇时，复仇对象是某一个具体的宗族或个人，复仇者的心灵凝聚到复仇对象这一点之上，即使复仇成功，也只是捍卫了宗族利益和自身人格尊严，使宗族尊严和自身人格恢复到未被侵害以前的水平。也就是说，它没有扩展和提升宗族与个人的境界。而文化复仇则确立一个崇高的文化目标，依靠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完成复仇大业。当复仇者站在某一文化事业的辉煌顶峰，然后再俯瞰以前的冤屈苦难时，这些人生坎坷都变成峰巅之下的一丘一壑，成为一个伟大人格形成的历史见证。具体的复仇对象在这一崇高目标的映衬下，反而显得那样渺小了。司马迁的崇高目标是继承道统，在他看来，这由孔子传递下来的三王之道，乃是万古不变之常理，因此通过批判现实政治而弘扬道统使之畅流，承担起救助人类的伟大职责，这是何等宏伟的事业，何等崇高的人生境界！人格尊严莫过于此，人生要义莫过于此，立身扬名莫过于此，显耀祖宗莫过于此。由于在文化复仇中非理性的情感要转化为理性，人对屈辱的承受负载能力，人直面惨淡人生所需要的勇敢与坚毅，都得到空前的检验，心灵的容纳能力由此得到极大的扩展。文化复仇把人带入一个广阔的境界，它把个人冤仇与全部人类苦难联系起来，把现实与过去未来联系起来，它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由特殊上升到普遍。它从时间上使人的心灵生命得以无限伸展，从空间上它使人生境界得到极大提升。因此，文化复仇极大地拓展了人的深度与广度。
第三，文化复仇给人类留下了积极的文化成果。宗法复仇与士林复仇虽然都是正义复仇，但也有它不可克服的负作用，特别是在君国一体的历史条件下更是如此。像伍子胥、伯嚭、白公报楚，都给父母之帮和无辜的楚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化复仇的后果则完全是积极的。强烈的复仇愿望推动着著作家最大程度地挖掘内在的创造潜力，用自己的生命去从事创造。特别是当著作家把个人复仇与人类历史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文化创造就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这样他就不但达到了自己的复仇目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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