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对公式主义，把握历史的具体性
公式主义是历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以某些现成的理论、模式机械地解释历史，或者“搬弄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机械论的咬文嚼字的了解”，（27）或者以某些西方国家的历史过程衡量中国历史，无视不同国家的“特殊性”，“任意裁割史料，或只罗列一些个别历史事例去填充他们现成的公式”，（28）完全是主观主义的。所以，吕振羽说：“公式主义也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流派。”（29）
公式主义者妄图用千篇一律的公式去硬套各国历史，从形式上看，好象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但在实际上，由于抽去了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具体内容，“不只不能重新复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生动、具体的历史面貌，并使历史科学变成没血没肉的僵尸”。（30）吕振羽指出，历史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研究历史，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要详细占有史料，……而不能满足于一些空洞的结论”。（31）他写作《简明中国通史》的3条原则，第2条就是“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32）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他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结论，就是对客观事实具体、系统研究后得出的。他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现状，对资本、原料、劳动力、商品市场及社会政治环境等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后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虽有发展的“可能”，但力量非常“微弱”；资产阶级“想脱离外国资本主义的支配，自己独立起来，不过是一个幻影”；“他们不仅没有力量去肃清封建势力，而另谋树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依附于封建的统治之下去求生存”，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客观事实所决定了的”。（33）吕振羽不赞成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样简单的公式去观察社会历史。他认为，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外，还有大量的“中间阶层”，他们与被统治阶级利益有共同之处，又与统治阶级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有时可能向革命阶级靠拢，有时又会倾向反动阶级，这是“历史自身的活的辩证法”。即使在统治阶级中，也“存在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阶层中“还有各种不同的集团和派别”，他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甚至互相排斥、倾轧和撕打。“所以，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还要根据各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集团、流派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才能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34）否则，如果只掌握一般性而忽视历史的具体性，“便要犯公式主义的错误”。（35）
反对公式主义，并不否认理论的普遍意义，也不是以史料代替历史。从历史事实出发，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具体分析，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吕振羽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研究历史的指南”、“历史科学的灵魂”，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达到系统的、深刻的、正确的认识”。（36）他仅仅反对那种“从经典家的理论宝库中去寻找原理或公式”，以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37）吕振羽反对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历史学当成史料学”、“史料就是史学”的“谬论”。（38）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史料，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保证史料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必须掌握“可靠的而又能说明全部问题、事件或事变的史料”，（39）主张批判地审查和严格地选择材料，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绝不使用未经批判审查的第二手材料”。（40）另一方面，他又反对那种“弃公式而取材料”的口号，反对把历史看成史料的“排比”和“堆积”，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史料进行科学分析，“既要复现历史自身的具体性和生动性，又要通过历史的具体过程反映出它的规律性”。（41）
早在40年代初期，吕振羽即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使之同对历史自身的具体内容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主张。后来，他又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一般性与特殊性“有机地统一”、“史”和“论”的“统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史学理论，如“史料挂帅”、“以论带史”、“论从史出”，但吕振羽始终坚持“史论结合”的主张，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良好学风。
吕振羽并不完全排斥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认为资产阶级学者，包括清代汉学家的某些方法都有“值得取法”之处，但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的基础上去批判的吸取”，（42）决不可把资产阶级的方法作为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43）
不能否认，吕振羽批评过的某些史学理论，至今仍有影响。那种所谓“不偏不倚”、“公正”、“客观”的主张，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或某种“需要”随意解释历史的做法，把某些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神圣化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仅存在，而且引导了历史研究的非科学化道路。因此，总结和继承吕振羽以及其他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的深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①②④⑥（17）《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吕振羽史论选集》，第257页、258页、260页、286页、2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14）（2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哲学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吕振羽史论选集》，第444页、455页、457页。
⑤《吕振羽史论选集》《自序》，第1页。
⑦《怎样学习历史》，《吕振羽史论选集》。第606-607页。
⑧⑩《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吕振羽史论选集》，第35页。
⑨《杨朱派哲学思想的发展》，《吕振羽史论集》。第239页。
（11）（32）《简明中国通史》《序》，第2页，三联书店1951年6月版。
（12）《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序》。第2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版。
（13）（34）（40）（43）同⑦，第607页、610页、613页、606页。
（15）（18）同①，第282页。
（16）（19）同①，第265页。
（20）（22）（37）《“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吕振羽史论选集》，第326页、327页、297页。
（21）（24）（39）《关于治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见》，《吕振羽史论选集》，第617页、627页、625页。
（25）（35）同（21），第619页。
（28）《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7）同①，第257、293页。
（28）（41）同⑦，第611页。
（29）（30）（31）（36）同⑦，第612页。
（33）《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吕振羽史论选集》，第12、14页。
（38）同⑦，第612、613页。
（42）《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吕振羽史论选集》，第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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