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粹派看来，封建旧史学既难“当意”，打破旧史学的体系以建立新史学，就是刻不容缓的。刘师培写的一篇文章，就叫《新史篇》（《警钟日报》1904年8月2日）。章太炎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中国通史略例》，见《哀清史》，《訄书》重订本）。即是说，史学的进步不仅是表现为对传统旧史家的批判和否定，而且更主要地应是表现为新史学的创立。
而富有激情的邓实，更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放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鸡既鸣而云将曙乎？吾民幸福其来乎？可以兴乎？抑犹是沈迷醉梦于君主之专制史而不觉也。”（《史学通论》三、四，《壬寅政艺丛书》，史学文编卷1）
事实上，与粱启超同步，国粹派对于创立新史学， 也作了积极的探索。 早在1902年，章太炎即着手搜集资料，拟撰《中国通史》百卷。后虽因故未能成书，但他撰就《中国通史略例》及《中国通史目录》，仍然留下了自己的思考。同时，马叙伦撰《史学总论》、《无史辨》、《史学大同说》；刘师培撰《中国历史教科书》、《拟编辑乡土志序例》；黄节撰《黄史总叙》，等等，对新史学也多所阐发。综合上述论著，可以看出国粹派关于新史学的构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以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
国粹派强调新史学必须重视西学，在当今中西交通的时代，史家不能局限于中国固有的典籍，当开拓视野，善于借西方之石以攻错。章太炎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西人的“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亟人所用，于作史尤为要领”（《中国通史略例》）。他拟撰《中国通史》，在搜集旧籍的同时，也注意寻求和参考西人著述。黄节指出，自己著《黄史》就不仅依赖古籍、野乘，而且“驰心域外”，参考了西书。他认为，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较中国为先进，它们所揭示的许多新理新法，“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于史学尤裨助益（《黄史总叙》，《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刘师培同样强调，治史当吸收西方新知，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就很注意“参考西籍兼取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本书“凡例”）。
在国粹派的闲语中，“社会学”通常是一广泛概念，用以统指整个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所以其强调西学，首先就是强调要接受构成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理论基础的进化论的指导。在刘师培看来，中国旧史学所以满足于侈陈往迹，无所发明，归根结蒂，是史家“不明社会学之故”，而陷于循环论的历史观不能自拔。新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所以是“精微之学”，就在于它不仅指出了“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周末学术史·社会学史序》，《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其本质是发展进化的；而且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形成了人们可藉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此种内在规律的一整套理论。所以，新史家不能不改弦更张，接受社会学的理论指导，以确立进化论的历史观（《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刘师培强调新史观的意义，章太炎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引伸，强调新史学区别于旧史学，要在能“熔冶哲理”，“其用在抽象不在具体”（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141页），即强调新史家当“深知进化之理”， 具备对历史现象行宏观概括和理论抽象的思辨能力。他表示自己拟撰的《中国通史》所以将超胜旧史，就在于它要做到“熔冶哲理”，实现“学理交胜”：“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社会学自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所谓“学”，是指具体的史学考辨；所谓“理”，是指抽象的理论思辨，“熔冶哲理”、“学理交胜”，说到底，也就是要实现社会学理论对史学研究的观照。
刘师培讲新史观，章太炎讲“熔冶哲理”，邓实讲“史之精神”，这在马叙伦则归结为新史家必具的前提--“理心”。何谓“理心”？就是史家从为民的“公心”出发，所具有有的从哲理高度上揭示历史进化公律的自觉，并藉此与满足于记事的传统平庸的旧史家划开界限。他说：“（历史）可以推世界之进化、事理之因果，作史者因不独循纪事为足民史之义务，当贯通数千百年之全史，撮微申义，以成一家哲理之书”。“史无理心，此庸常记载之史不足味也”。（《史学总论》，《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1期）由上可见，各人表述虽有不同， 主张新史学当接受进化论的历史观的指导，是国粹派的共识。 (责任编辑：admin)
|